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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遗忘的“五四”闯将
来源:北京日报 2019/05/14 09:36:19 作者: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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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杨振声出生于山东蓬莱水城的一个渔民家庭。蓬莱是军事重镇,是抗倭名将戚继光将军训练水师的地方。戚家军的传说,在幼年的杨振声心中深深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1920年,罗家伦等人在纽约合影(后排左罗家伦、右冯友兰、中间坐者为杨振声)。

杨振声与学生诸有琼、李忠在北京大学孑民纪念堂前合影(摄于1948年底)。

杨振声塑像。

有人说,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上的辛亥革命。而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锋,更是五四精神的忠实传承人。

他参与创建了“新潮社”,五四运动中和同学们一起高喊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游行示威,因表现积极曾两度被捕,而后却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

作者通过寻访这位“五四”闯将的后人,重拾史料碎片,努力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细节,重现历史的鲜活场景。

“新潮社”骨干

《新潮》第一期印出后大为风行,以至于连印3版,销售3万多册。青年学子们奔走相告,一本杂志“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

杨振声出生于山东蓬莱水城的一个渔民家庭。蓬莱是军事重镇,是抗倭名将戚继光将军训练水师的地方。戚家军的传说,在幼年的杨振声心中深深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在杨振声后来的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当时生活在水城和水城周遭的各种人物:《渔家》中的贫苦渔民、《一个兵的家》中可怜的一老一少、《贞女》中死于封建淫威的花季少女、《磨面的老王》中30多岁还没有成家的老王、《瑞麦》中无辜受害的李老头和昏庸的县太爷……《抢亲》《报复》《抛锚》诸篇,则写的是蓬莱附近岛屿长山岛的生活——杨振声依据现实虚构情节的时候,将“长山岛”改作“长春岛”。

杨振声在水城读完私塾、小学,又入蓬莱八中读书。1915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结识了傅斯年、许德珩、俞平伯、罗家伦等人。那时的北大古气沉沉,到1916年蔡元培任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空气。

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917年1月,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来校任教并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上任后开始整顿校风,听说杨振声他们班上有人经常旷课,由别人代为签到,非常生气,决定给予处分。但是,他把应该受处分的人搞错了,把板子误打到许德珩、杨振声和俞平伯3人身上。这事经过蔡元培调查清事实,陈独秀收回成命,劝慰了蒙冤学生,风波才告平息。

其实,杨振声成绩很优秀,曾经名列全班第一。他为人很有正义感,当时北大有一个徐姓英文教员,不学无术且流氓成性,杨振声与其他几位同学提议驱逐此人,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终于将其赶出了北大。

1918年夏,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杨振声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酝酿编印《新潮》杂志。这年10月中旬,杨振声被推选为《新潮》第一任职员、编辑部书记。

12月3日,北京大学文科、法科的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江绍原、康白情、李小峰、孙伏园、俞平伯、汪敬熙、何思源等部分进步学生组织成立了“新潮社”(另有少数教员及校外人士参加)。1919年1月,新文化刊物《新潮》编辑出版,以“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为英文刊名。

《新潮》杂志作《新青年》的友军,同是进步期刊,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但在办刊方向上稍有不同:《新青年》偏重于政治、思想、理论论述;《新潮》则偏重于思想、文学方面。

《新青年》内部从一开始就分为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直至最后彻底分开。《新潮》的路线相比之下则稍“右”一些。《新潮》以白话文“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第一期印出后大为风行,以至于连印3版,销售3万多册。青年学子们奔走相告,一本杂志“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因此,“新潮社”得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支持,蔡元培亲自为刊物题写刊名,李大钊还从红楼东北角的图书馆里拨出一间房子给“新潮社”作办公室,学校每月资助大洋四百。

《新潮》杂志以“文艺复兴”相号召,刊登了许多宣传文学革命的论文和小说、诗歌等白话文作品。杨振声的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等都发表于此,并在上面刊载过一些新诗。鲁迅曾写信表示支持,还在该刊发表了小说《呐喊》《明天》《中国小说史略》和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译文。《新潮》在五四运动前后,举起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旗帜,进行反对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学的战斗。

首闯赵家楼

杨振声、匡互生、陈宏勋、牟振飞等搭人梯从围墙上翻入,杨振声和匡互生、陈宏勋最先冲进曹宅。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3日晚7时,许德珩、杨振声等不约而同地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了约1000人的各校代表集会,集会上许多人发表演说。当天深夜,许德珩、杨振声等与同学一起在《新潮》办公室昏暗的灯光下, 把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书写成“青岛一失,中国必亡”等旗帜或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5月4日下午2时,伟大的爱国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其后便发生了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赵家楼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原为明代文渊阁大学士赵文肃的宅邸,后来成为交通总长曹汝霖的私宅。曹宅大门紧闭,义愤填膺的学生砸了半天门未砸开。这时,杨振声、匡互生、陈宏勋、牟振飞等搭人梯从围墙上翻入,杨振声和匡互生、陈宏勋最先冲进曹宅。打开门后,学生们如同打开闸门的潮水般涌入院内。保安警察没有接到上级镇压学生的命令,于是没有动手。加之学生人多势众,保安警察后来难以拦阻。

据说同学们到来前,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人正在曹家密商如何对付学生。杨振声、匡互生等到来后进入内宅搜寻,但没有找到他们。原来,狡猾的曹汝霖在听到叫骂声后,立即从后门溜走,乘乱换上便装,又溜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愤怒之极的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将屋内易燃的帐子、挂画、信件集中起来点燃了火。与此同时,把院内的一辆汽车也砸了。其他同学痛打了章宗祥,北京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诊断:“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

曹宅火起、章宗祥被打之后,一贯认为闹不出大事来的当局意识到事态开始向失控的方向发展。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领着大批警察和兵士急急忙忙向曹宅而来。先前在曹宅“装装样子维持秩序”的警察一见上司驾到,立刻来了精神,他们吹起警笛,向空中放了几枪,开始大肆逮捕学生。于是,学生们向四处散去。警察赶到时,章宗祥还在装死。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军警到达曹宅以后,见人就打,见人就抓。

当时,杨振声、许德珩等少数想维持秩序的学生被捕,罗家伦和傅斯年等躲进了附近的胡同。杨振声曾回忆说:“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显示,警察在曹宅附近逮捕了几个学生,沿街又逮捕了一些学生。最终有32名学生被逮捕,押到警察厅去,其中北京大学20名学生、北京高等师范大学8名学生、工业学校2名学生、中国大学1名学生、汇文大学1名学生。匡互生闻讯,认为首先打进曹宅和点火的都是他,要去自首,换出32人,经同学力劝而止。

被拘捕的学生被军警用粗绳反缚两手,路上如不服的话,军警就用枪柄、短棍或手掌狠打他们。学生们被逮捕到警察厅,立即遭到审讯。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里,可以看到杨振声等32名学生向警察厅提交的“供词”。在“供词”中学生们表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到了危险的境地,而曹汝霖竟然对日交涉非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忿气发生。”

被捕的学生经过审问、登记,被关进监狱。在监狱中学生们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受到了虐待和凌辱。但是这些并没有吓倒学生。面对监狱中十分恶劣的环境,同学们不但全然没放在心上,还在监狱中向看守牢房的狱卒宣传爱国思想。狱卒对学生很同情,有时还把外边的情况偷偷告诉他们。在狱中,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共同的事业把他们团结了起来。大家意志坚强,表现乐观,在铁窗生活的折磨下,颇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游行当天,各校学生回到学校后,发现有同学没有回来。学生们多方打听,方知有同学被捕。对于被捕学生的校长来说,自己学校的学生被捕,就如同自己的孩子被逮捕一样,既焦虑,也痛心,开始考虑如何营救。

营救与获释

“我们分别坐着3辆小汽车回到学校。广场放着5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同学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

为有效地组织对同学的营救工作,当晚北京大学便成立了学生干事会,黄日葵、邓中夏被推为干事。

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法科的大礼堂,召开会议。大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各方面,请其支援。学生们宣布罢课的理由:“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理由之一。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群体奔走,无心学习。理由之二。”

下午,各校学生又在北大法科召开了全体联合会。学生代表们向全体同学传达了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和坚持罢免曹、陆、章等卖国贼的要求。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十几个学校的校长团也来到大会会场。蔡元培激动地对同学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同学们,你们今天的行动我是完全同情和支持的。被捕的同学,我当联合其他各校校长,全力营救!”但是,蔡元培对同学们实行总罢课的做法并不赞同。可是,学生们没有采纳蔡元培的意见,仍然坚持罢课的决定,不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目的,誓不罢休。

当天,北京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学生联合会向全国通电。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都纷纷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中国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联名保释被捕学生。各校的全体教职员向教育部表示,如不释放被捕学生,将一律罢职。除教育界外,其他各界纷纷电请释放被捕学生。

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下,5月6日,杨振声等获释出狱。蔡元培率一批师生亲往红楼北面的广场迎接获救的学生,杨振声等看到尊敬的蔡校长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同学们,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据被捕的学生回忆:“我们分别坐着3辆小汽车回到学校。广场放着5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同学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

北洋政府内阁大员们对北京大学和蔡元培十分不满。段祺瑞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要整顿学风,他们首先就是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而曹汝霖以学生烧了他的房子,打了他们为由,向为首的学生起诉,要求赔偿损失。

为此,曾经被蔡元培保释出来的被捕学生马上遭到了审讯。5月10日,京师检察厅将32名学生传唤到庭进行正式审讯。13日,北京16所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5000多学生到京师地方检察厅自行投案。14日,许德珩、杨振声等32名学生呈送京师地方检察厅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提出:“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特提出声明:如钧厅认为有再讯之必要,嗣后不论其为传票,为拘票,请合传十六校学生,德珩等亦当尾同到厅静候讯问,决不能单独再受非法之提传也。”

风波再起

就在杨振声被捕期间,他的第3个孩子杨起出生了。在杨振声出狱后写的家书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

5月25日,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3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周刊》。

原来,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了《五七周刊》这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用来分送路人。当时,杨振声与许德珩、周炳琳等组织编辑、发行工作。但刚出4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拒绝了杨振声等学生代表的要求。杨振声曾回忆:“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

杨振声又被捕了,在监狱中,与世隔绝,但他放心不下外面的运动。他闭上眼睛,“五四”前夜各校代表大会上热烈的发言,天安门前胜利的会师,大队卷向赵家楼的壮举……一幕幕就浮现在他的眼前。一个星期之后,杨振声被释放出来。

杨振声不但文采好,长得也帅,仪表堂堂,常被友辈比作名伶武生杨小楼。在梁实秋笔下,杨振声这个山东汉子身材修长,仪表甚伟,谈吐却温文尔雅,待人接物的风度“令人不可抵拒”。杨振声的婚姻是包办的,妻子一直留在山东老家侍奉公婆。就在杨振声被捕期间,他的第3个孩子杨起出生了。在杨振声出狱后写的家书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在以后的家书中,他鼓励孩子好好念书,长大为国效力,给国家争气……

1925年1月31日,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第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作出了裁决。许德珩、杨振声等爱国学生被捕案最终以“不起诉”结案。

1919年6月1日,反动政府接连发出两道命令:一道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一道诬蔑学生爱国斗争为非法行为。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而有罪,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刺痛了爱国学生和民众的心,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了。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2000余人走上街头,展开反帝爱国演讲,当天有170名学生被捕。4日,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又有700余人被捕。

北京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上海、济南、青岛、天津、南京、杭州、宁波、武汉、南昌、扬州、安庆、厦门、广州、西安、沈阳、成都、昆明等100多个大中城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

原标题:不该被遗忘的“五四”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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