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年轻的中国登山队首攀世界最高峰的光辉历程
来源:海疆在线 2019/09/29 1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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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5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与西方各国在体育的各个项目上展开全面较量,登山项目也是其中之一。而苏联东欧各国境内,缺少7000米以上的高峰。因此,苏联自然就把目光投向拥有多座高山雪峰的中国。

1955年,苏联全苏工会理事会致函中华全国总工会,希望中国总工会派人赴苏参加登山培训。按照苏联当时的体育机制,大型登山运动由全苏体委负责,群众性的登山运动由各级工会组织负责。所以,最先向中国提出合作登山的,是苏联的全苏工会。接到苏方邀请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籍此选出了史占春、许竞、师秀、周正、杨德源、刘连满等12人前往苏联学习受训。培训期间,由许竞、师秀、周正、杨德源4名中国队员与苏联登山运动员联合组成帕米尔登山队,成功地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66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创造了中国人的第一个登山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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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苏联接受参加帕米尔登山队的四名中国队员,在莫斯科红场合影,背景是克里姆林宫。左起:周正、杨德源、许竞、师秀

毛泽东主席得知这个记录诞生后十分高兴,他评价说:“中国人就是要勇攀高峰。”

由于是中苏两国的总工会首先开始了合作登山,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先于国家体委,成为中国最早开展登山运动的单位。1956年二三月间,全总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举办了第1期登山运动员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55名学员是从全国各地的厂矿职工中严格挑选的。经过40多天的训练,从中挑选出35人,组成以史占春为队长的全国总工会登山队。

这是中国最早的登山队,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第一支登山队,是以总工会的名义成立的。这支队伍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登山界威名赫赫的人物。

身为队员兼队医的翁庆章,原是鞍钢总医院的青年医生。他回忆说,当时登山队来招队员时自己还天真地以为,登山就是“游山玩水”,于是就报了名。不料想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同年4月25日,在苏联专家库金诺夫和兹维兹特金的指导下,全总登山队由史占春带队, 32人集体登上了中国东部的最高峰,海拔3767米的秦岭山脉主峰太白山,创造了中国登山队的第一个记录,由此奏响了中国登山运动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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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登顶秦岭最高峰太白山,前排右起第二人,是队长史占春。

登山队运输队长张俊岩回忆:

弄几个钉,钉到翻毛鞋底,就穿这个鞋登的太白山。太白山倒没有冰,就是山头有点儿雪,其他都是泥巴路。登完以后,到山下一看,鞋底都光板了,钉子也都掉了。

1956年6月,中苏两国运动员在苏联北卡兹别可山的登山营训练后,共同攀登高加索山脉海拔5633米的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山,于6月28日登顶。

也是在同一年,全总登山队的部分队员,与苏联登山运动员组成中苏联合登山探险队,登上了中国新疆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7月31日)和海拔7598米的公格尔九别峰(8月15日)。其中慕士塔格峰中方登顶的9人,公格尔九别峰中方登顶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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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苏混合登山队攀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慕士塔格峰前,中方队员在山下大本营合影。前排左起:王世吉张祥张祜史占春许竟初谟孔何泽波杨连元翁庆章后排左起:佚名、马文璞任福堂丁行友崔之久彭忠穆王振华王凤祥德存师秀杨德友温田茂刘大义

1957年5—6月,由29名登山运动员组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正式攀登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使用的设备器材,虽然比较简陋,但全部为中国自己制造的。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当时建国不久,偏远地区还有匪患,所以登山队去攀登地处偏僻的那些高峰时,队员都配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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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贡嘎山途经泸定桥,登山队员们在铁索桥上合影。前排居中戴口罩者是队长史占春;二排右起第二人是副队长许竞,第四人是刘连满。后排左起第一人(戴帽子和眼镜者)是贡嘎山四烈士之一的丁行友。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队员们携带着驳壳枪和美式M1卡宾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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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贡嘎山途经二郎山时,部分队员合影留念,前排右起第一人是副队长许竞。几名队员也都带着枪。

攀登过程中,年轻的中国登山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多次发生滑坠,遭遇了雷暴和雪崩。雪崩中13名队员被雪埋住,队员丁行友(北京农业大学气象学助教)牺牲。但队员们战胜了各种困难,坚持向顶峰攀登。6月13日,史占春、刘大义、刘连满、国德存、师秀、彭仲穆6名资深队员成功登顶。这是我国第一次独立组队和首次独立登顶的海拔7500米以上的高峰,不仅创造了中国现代登山运动史上的新纪录,也超过了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登山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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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贡嘎山的中国登山队队员们。左起:史占春、师秀、彭仲穆、刘连满、国德存、刘大义。登顶图片:举国旗的是刘连满。

但是,登顶队员们下撤时,史占春、刘大义、刘连满三人的结组发生滑坠,三人幸免于难,刘连满负伤;而国德存、师秀、彭仲穆三人的结组也发生了滑坠,三人全部牺牲。加上雪崩中牺牲的丁行友,这四人是中国登山运动中第一次牺牲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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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报纸上发表的纪念贡嘎山四烈士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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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贡嘎山四烈士纪念碑。

国德存烈士,1947年参加民主联军,加入中国登山队之前,任满洲里铁路公安分处满洲里换装所管理处保卫股副股长,参与过破获重大特务案件的侦破工作。他牺牲后,满洲里铁路公安处在满洲里烈士陵园为他建立了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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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里市铁路烈士陵园建于1957年7月德存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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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德存烈士生前工作单位满洲里火车站派出所全体干警到满洲里市铁路烈士陵园,深缅怀国德存烈士。

登山队回到北京后,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亲自接见了全体登山队员,慰问了牺牲队员的家属。

从1955年到1957年,苏联登山界曾三次向中国方面提出两国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建议,中国方面因不具备人员装备技术等各方面的条件,一直采取了婉拒态度。

1957年底,全苏体委正式向中国国家体委发出一份有12位苏联著名登山运动员签名的建议书,建议中苏两国联合组队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当时苏联对珠峰还使用西方的名称埃佛勒斯峰,中国方面在回函中则使用珠穆朗玛峰的名称,苏联方面此后也就一直使用珠穆朗玛峰的名称。

1958年3月,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4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虑来”。由于周总理、邓小平、贺龙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中苏两国就攀登珠峰一事进入具体谈判,7月间在北京新侨饭店达成协议。协议商定,以中国登山运动员为主攀登珠峰,苏联运动员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在后勤保障方面,由苏联提供主要物资。根据协议,攀登珠峰的行动,预定58年侦察,59年试登,60年登顶,用三年时间完成整个计划。

这次登山已经不再由全国总工会组织,而由国家体委和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体育局共同负责,于58年6月正式成立中国登山协会和中国登山队。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体育局局长韩复东大校,任第一任中国登山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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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任登山协会会长韩复东

中国登山队正式成立后,原全总登山队的队员们,都转为中国登山队队员,然后又选拔了一批新队员。也是从这次选拔开始,中国登山队开始有了藏族运动员和女运动员。

当时选拔登山运动员的途径主要是三个:一是原全总登山队的队员;二是农业大学气象专业和地质学院勘探专业的大学生、青年教师等;三是军队系统的员工或现役军人。

原全总登山队的队员,主要来自全总系统工矿企业的干部和工人。如队长史占春,1946年入党,进入登山队之前,曾担任过齐齐哈尔铁路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东北铁路总工会文教部副部长、全国总工会宣传处处长;许竞、师秀原是工会干部;刘连满原是哈尔滨电机厂消防队的文书;翁庆章原是鞍钢总医院的医生。这批中国最早的登山队员中,党员很多,他们接受登山训练的时间最早,不少人是中国登山队的主力队员。

地质学院找矿系由于专业特性,对学生有野外勘探和攀登的训练,当时北京地质学院还自己成立了登山队,对国家登山队选拔队员提供了有利条件。后来著名的登山运动员王富洲、邬宗岳等人,和中国最早的女子登山队员袁扬、丛珍等人,都是分别来自北京地质学院和成都地质学院的毕业生或在校生。中国女子登山队成立时,24名女队员中,有14名是来自北京地质学院的师生。

1958年选拔的这批登山队员中,许多人在中国登山队早期的登山运动中,创造过非常辉煌的成绩,1960年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都是在这一年进入中国登山队的。

屈银华回忆:

那时我在重庆林业局工作,看到电报后我说我要去登山,到北京训练三个月。党委书记说生产任务这么紧你还去?我说三个月嘛,我也没到北京去过,看看天安门就回来了。6月12日,我在前门车站下了车,弄了个三轮车把我拉到天安门去了,然后再到产业工会和香山训练班报到。

王富洲回忆:

去之前我连什么叫登山都不知道。那时候正在念书,系里的党委副书记跟我谈完话,又在后头说了一句:“王富洲啊,以后你在那儿不能老光脚丫到处跑了啊!”我们那时候班里几十个男生有一半都不穿鞋,光着脚丫到教室里上课,我平常去他的办公室都是光脚丫去的。过去他从来没提这句话,怎么这时候提这个事呢?那时候马上就要毕业分配了,我们那一代毕业的学生都不愿意留在城市,都希望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接受锻炼。他说你要是想知道就去问石竞(注:与王富洲同时加入中国登山队)。石竞是我们这届学生的党支部书记,他说“哎,是登山,咱们要去苏联,到苏联不能光脚丫子啊。”香山训练完了以后,我们又去苏联进行冰雪训练,完后登了列宁山。回北京以后进藏,在念青唐古拉训练,在那里选拔了一部分藏族队员,就是贡布他们那一批。

从军队系统选拔的现役军人和部队员工,则比较侧重西藏地区和藏族运动员。众多周知,藏族运动员在登山运动中有先天性的生理优势。但中国登山队成立之初,藏族运动员几乎没有。因为59年以前的西藏,尚未实行民主改革,广大藏族群众还被黑暗的农奴制所束缚,故而在较大范围选拔各类藏族人才还很困难。所以,当时驻藏部队及其附属单位,就成为登山队选拔藏族队员的主要途径。参与过1960年和1975年两次攀登珠峰的汉族队员成天亮,原是驻藏某部的战士,参加过西藏平叛战斗;1960年登上珠峰峰顶的藏族运动员贡布,是1956年入伍的驻藏部队战士,1959年被选入中国登山队。

解放军18军进藏后,于1952年在西藏建立了七一农场。七一农场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收留了不少逃亡奴隶和他们的子女。中国登山队最早的藏族女子登山队员,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八一农场,第一次选拔的八名藏族女队员,有六名是八一农场的农工,包括59年打破世界女子登山记录的西绕、潘多、齐米和查姆金。而且她们几乎都是逃亡奴隶出身!

贡布是1956年入伍的驻藏部队战士,他入伍之前,也是逃亡奴隶!

这些逃亡奴隶们,当初都是在黑暗的农奴制下,被封建领主们逼到了生死边缘。因此,当他们获得新生后,都对共产党、解放军、新中国、毛主席怀有强烈的感恩之情,大部分人很快就都成为了登山队的主力队员。

潘多回忆:

当初登山队来选拔队员时,她只看到几个姐妹在围着一位穿军大衣的人在报名,不知道这人就是登山队副队长许竞,潘多的朋友也建议她去试试。“我不喜欢凑热闹,再说要是没选上多没有面子,我就不想去。但朋友劝了我好几次,我禁不住劝就去了。”

年轻的潘多,用生硬的汉语对许竞说:“我愿意给解放军当向导,去打土匪!”——她当时还以为,许竞是解放军派来招兵的。

测试后一个星期,潘多接到了通知书,她被选入了登山队。她回忆自己当时的惊喜:“通知书上说,什么也不用带,登山队什么都有。其实我能有多少东西?有的也是破烂儿。”

中国登山协会和中国登山队成立,一开始就以攀登珠峰为首要目标。成立时间不足五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年轻中国登山队,要挑战世界最高峰了!

中苏联合攀登珠峰达成协议后,中央政府和西藏工委籍此契机,也是为了西藏经济建设,下决心修通自日喀则到珠峰脚下的380公里道路。这条道路历时五个月,于59年1月底完工。没有这条道路之前,从亚东经日喀则到珠峰的牲畜运输队,单程要走30天左右。通了汽车之后,从拉萨出发,3天就可到达珠峰大本营。

新新中国成立后,还没有人到过珠峰北坡,因此当时中苏双方对珠峰北坡的地形和气象条件,都等于是一无所知。为了这次登山,当时双方还计划用飞机进行地形航测和向高山营地空投物资,为此赫鲁晓夫还亲自批准向中国出口两架新型的安-6小型运输机。

当时的中国,大部分现代登山装备器材,都还不能生产。许多物资需要由苏方提供。但当时国内各个单位也都给予了登山队大力协助,国家计委、经委特拨了防寒的优质鸭绒、尼龙面料,解放军后勤部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勤官兵食用的快熟米,航空部门提供了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煤油……一次登山,几乎就是一次全国大协作。

58年10月中旬,以许竞为组长、别列斯基(苏联著名登山家)为副组长的侦察组在拉萨集中。侦察组一行20余人,包括3名苏方成员,除了运动员,还有气象、电台、医务等工作人员。中苏联合登山的计划对外保密,侦察组进藏的名义是“国家体委参观团”。

因当时尚未进行民主改革的西藏,经常有匪患发生,国家体委特地从总参借调了一批枪支,所有进藏人员都进行了射击训练,每人配有一支手枪和一支步枪,驻藏部队也派出150人的加强连,包括一个迫击炮排,武装护送侦察组前往珠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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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联合珠峰地区侦察组合影,右起第一人是苏联著名登山家别林斯基,第二人是许竞,第三人是登山队队医翁庆章,第四人是负责武装护送的解放军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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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组骑马沿着刚有雏形的公路行进。

侦察组从拉萨出发经日喀则,沿着已有雏形的新修公路骑马行进,15天后到达珠峰北麓海拔5120米的地方,也就是后来的珠峰绒布寺大本营所在地,开始对珠峰进行实地侦察。侦查组人员分两组沿东绒布冰川和中绒布冰川上行,到达了北坳东西两侧6800米及6500米的高度,基本考察清楚了进山的路程、沿途营地设置及攀登北坳的路线等,完成了预定任务,于12月20日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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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绒布寺。登山大本营实际上还在海拔更高的地方。

随侦察组到达绒布寺的气象组15人,于1958年11月在珠峰山下建立了气象观测站,这个气象站后经扩建,达到了当时省级气象站的规模。对登山来说,现场气象观测极为重要,所以气象组人员一直留在珠峰地区观测,在西藏平叛期间,气象组也没有撤回,一直在绒布寺坚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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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气象站的工作人员在观测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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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组人员在勘测珠峰北坳的冰壁。

就在中苏双方就攀登珠峰问题展开谈判和进行侦察的这段时间内,中国登山队为训练队员,积累经验,紧锣密鼓地组织了一系列登山行动。

1958年5月3日,登山队与地质勘探部门的找矿勘探相结合,登上海拔5100米的镜铁山主峰——道龙上瑞,许竞带队,11人登顶。

1958年8月10日、11日,登山队与地理考察部门协作,攀登刚刚由中科院兰州分院和苏联冰川学家共同于58年7月1日发现、命名的甘肃祁连山七一冰川海拔5150米的主峰,张俊岩带队,46名男队员和周玉瑛、周泉英、袁扬、姚惠君4名女队员登顶。这是中国登山队第一次有女队员登顶。

1958年9月7日,中苏联合登山队登顶苏联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中方队员17人登顶,内有藏族队员格朗,这是藏族队员第一次登顶。女队员袁扬、姜霙和周玉瑛到达6900米处,创造了中国女子新的登山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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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报刊上关于中国登山队攀登列宁峰、女队员打破世界女子登山记录的照片,照片上三名女队员从左至右:袁扬、姜霙、周玉瑛。

1958年9月8日,中苏联合登山队登顶苏联海拔6852米的无名峰,登顶后为山峰命名莫斯科--北京峰,中方队员4人登顶。

1958年9月14日、15日 中国登山队登顶海拔5808米的疏勒山主峰,许竞带队,于14日和15日两次共13人登顶。

58年底到59年1月,中苏双方根据侦察组获得的资料,又进行了详细的会谈和策划,将登山队的名称、行程、突击队人数、物资保障等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划。双方商定,在北京成立总指挥部,中方队员3月在拉萨集中,苏方队员3月22日到达拉萨,4月9日全体队员到达珠峰大本营,双方甚至还商定,登顶成功后,将珠穆朗玛峰更名为“友谊峰”……

从1958年10月开始,登山队各类人员160余人,以国家体委参观团的名义分批进藏,训练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抵抗能力和冰雪作业技术,然后又攀登了一些7000多米的山峰。

1959年1月,中国登山队进驻拉萨。

2月1日、4日、5日,中国登山队在西藏当雄县组织攀登6177米的念青唐古拉山东北峰,同时进行冰雪环境下的攀登训练。陈荣昌带队,72人登顶,内有袁扬、姚惠君、西绕(藏族)、周玉瑛等女队员,这是中国登山队第一次有藏族女队员登顶。

59年3月,160人的中国登山队还是以“国家体委参观团”的名义在拉萨集中。苏方提供的物资,也于3月初运抵拉萨和格尔木。按计划,苏联登山队将于3月22日到达。

一切似乎都非常顺利。

然而,风云突变!

登山队队医翁庆章回忆:

3月初到达西藏当雄机场时,就感觉有点儿异样了。58年他参加中苏侦察组到当雄机场时,西藏军区只派了一个班的武装战士来为他们警卫;可这次的情况大不一样,西藏军区给他们车队提供的警卫力量,竟然是两辆装甲车!

因为这个时候,西藏反动分子正在准备发动叛乱,拉萨的形势日趋紧张。以贡布扎西为首的武装叛匪,经常毁坏桥梁,伏击汽车,对拉萨到林芝以及通往山南的交通造成了严重障碍。

原本,登山队每天在拉萨进行越野长跑等体能训练,还到附近山区训练运动员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和冰雪作业技能。由于时局趋紧,登山队的体能训练,不得不改在拉萨市内的军区大院内进行,运动员在念青唐古拉山地区的野外训练也匆匆结束。

不久,为应对紧张的局势,西藏工委指示,拉萨市内的干部职工共同成立民兵团。100多人的登山队纪律严明,且早就经过射击训练,连武器配备都是现成的,特殊的局势下,登山队临时编为颇具战斗力的民兵连,每天同时进行体能训练和军事训练。

翁庆章回忆说:

当时登山队住在布达拉宫附近的军区交际处,后门距离军区大门大约八九十米,进入3月初,山雨欲来风满楼,登山队员们还用了好几天时间,挖了一条通往军区大院的地下交通壕,队员们日夜轮流站岗巡逻,完全是战备状态。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随登山队进藏的摄影师沈杰那时也在拉萨,后来他在《我的足迹》一书中这样写道:

拉萨各机关干部白天夜里都在修筑防御工事准备自卫,拉萨街头和公路上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车辆,拉萨好像是叛匪的天下了。

3月10日,日西藏反动农奴主和分裂分子发动武装叛乱!3月20日,西藏军区开始对叛乱分子发起反击。21日,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通知苏联方面,联合登山行动暂缓进行,并将苏方已运抵拉萨的物资转运兰州保存。

此时的苏联登山队,正在高加索什赫里达登山营进行训练。中苏珠峰侦察组成员菲里莫洛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原定1959年3月22日乘图—104专机,苏联登山队一行及物资由莫斯科飞北京。就在动身的前一天,苏体委紧急通知登山运动员开会,会上体委副主任波斯尼可夫说:接到北京电话,今年联合攀登珠峰任务取消,原因未说。到会的苏联登山运动员们听到此消息都惊愕不已,会场一片寂静,简要的宣布后就散会了。此时队员们才三三两两议论起来,有的发牢骚说,我在原单位的假也请好了,全年的工作都作了调整,怎么就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大伙怀着各种猜想离开了会场。两天后苏联报纸上公布了中国西藏发生叛乱的消息,这才明白了,我们理解。

叛乱初始,叛匪们明目张胆地包围了西藏工委和军区机关。3月20日凌晨,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响起,上午10时,解放军开始全面反击。激烈的枪炮声中,一颗炮弹落在了登山队所在的交际处大门口,炸伤了一名解放军机枪手,翁庆章和其他几个登山队员赶紧抬着担架去救伤员:“抬着担架穿过大约两个篮球场长度的院子,只听得子弹在头顶呼啸而过,别的什么也管不了……”

3月22日,占据布达拉宫的叛乱分子投降。由于解放军驻拉萨的人数有限,登山队民兵连还承担起了搜索布达拉宫和押运俘虏的任务。

直到4月初,考虑到联合攀登珠峰的任务还要继续,史占春队长宣布,登山队大部分人员离开拉萨转到新疆训练。

中国登山队的新目标,是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和海拔7530米的公格尔九别峰。这两座山峰,1956年中苏联合登山队都曾登上了顶峰,其中攀登慕士塔格峰的31名中苏队员全部登顶。所以,中国登山队比较熟悉这两座山峰,正好让缺乏实际登山经验的中国队队员们通过攀登这两座山峰,去积累宝贵的登山经验。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登山队已经集中了一批女队员,而攀登这两座海拔7500米以上的山峰,就可能让中国女队员打破当时的世界女子登山纪录。

1959年7月,中国男女混合慕士塔格峰登山队,一举登上海拔7546米、有“冰山之父”称谓的慕士塔格峰,创造了登山队(33人)集体安全登上海拔7500米以上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其中8名女队员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女子登山记录。这八名女运动员,有藏族女运动员西绕、潘多、齐米、查姆金,汉族运动员丛珍、王义勤、周玉瑛、王贵华。另外,中国最早的女子登山运动员,登山队副队长、女队队长袁扬,登上了海拔7500米的高度,也打破了女子登山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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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慕士塔格峰,打破女子登山世界纪录的部分中国女子登山队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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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上慕士塔格峰的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的队员们,左上角:史占春(左上)、许竞(右上)、石竞(左下)、阎栋梁(右下)。

左下角:周玉瑛(左上)、王义勤(右上)、丛珍(左下)、王贵华(右下)。

右下角:西绕(左上)、潘多(右上)、查姆金(左下)、齐米(右下)。

这次攀登慕士塔格峰,男队队员崔忠义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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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西满烈士陵园内的崔忠义烈士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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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副总理与获奖的女子登山队员合影,左起第二人是登山度副队长袁扬,第三人是潘多,第五人是王贵华,第六人是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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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副总理与潘多握手。潘多右侧是袁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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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副总理与女子登山队员们亲切交谈。照片正面是袁扬,她身后被挡住的是潘多,她左侧是齐米,齐米身后是丛珍。

1959年中国举办第一届全国运动会,闭幕式上,国家体委第一次向40多名运动员颁发了“中国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这是中国体育运动的最高荣誉奖,授予世界纪录创造者、世界冠军和为体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人员。中国登山队登顶慕士塔格峰的8名女运动员和未登顶却也创造了世界纪录的袁扬,都获得了这一巨大荣誉,是获奖的各个项目中女运动员最多的项目。第一届全运会闭幕式上,中国女子登山队的西绕、王义勤、查姆金、齐米四人,以西藏代表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授奖仪式,周恩来总理与贺龙副总理亲手为她们授予了中国体育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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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与查姆金握手,查姆金右侧是王义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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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与王义勤握手,王义勤左侧是查姆金,右侧是中国最早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的著名运动员郑凤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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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获得中国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男女运动员与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合影。第一排右起第四人是西绕,第五人是查姆金;第二排右起第一人是王义勤,第二人是齐米。

59年秋,西藏平叛结束,形势稳定,中国方面再次向苏联方面提出,继续进行两国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但是,最先提出计划的苏联方面,这时却变得很不积极,以各种理由一再推脱。这一变化,与当时中苏关系的大环境有关。这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开始出现种种裂痕。西藏发生叛乱后,达赖叛逃印度,这导致中印两国关系紧张,而苏联对此是偏袒印度的。1959年8月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边界冲突以来,苏联虽然开始还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却一直在援助尼赫鲁政府。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体育部门,显然也不可能对中苏联合攀登珠峰再有积极的态度了。

1959年12月20日,贺龙从南方视察工作回到北京的当天,即把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和登山队副队长、女队队长袁扬请到办公室,专门听取三人汇报攀登珠峰的准备工作情况。三人汇报了中国自己登山的实际条件,也讲了苏联找借口推迟联合登山计划给中国方面带来的困难。

贺龙经过综合分析之后下了决心:

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贺龙的计划是非常大胆的,即按原定方案,于1960年攀登珠峰。从时间上来说,珠峰每年适合攀登的时间只有两个月,要在60年登顶,准备时间只有三个月左右了。

中国攀登珠峰要“自己干!”,第一个问题就是缺乏装备器材。60年中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苏联合登山停止,苏联不再提供装备器材。贺龙当时还设想过,是否与尼泊尔合作,联合攀登珠峰。但是,尼泊尔虽然与中国友好,但该国当时的条件,不但不能在物质上支援中国登山队,很可能还需要中国给予支援,这个设想很快就被否定了。

经过周总理、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的协商,中国高层取得了一致意见,由国家主席刘少奇特批了70万美元的外汇,派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登山队翻译周正去瑞士购买登山装备和器材。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周正就赶赴瑞士,在中国大使馆的协助下采购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为了赶时间,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加班加点才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史占春等人在瑞士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采购时,竟无意中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瑞士店员指着不远处的另两名亚洲顾客说,他们是印度陆军登山队的采购人员,印度也正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获此消息后,史占春很快通过使馆报告国内。不久,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史占春等人得知消息确认后,顿感责任更大,任务更加艰巨。事后,他告诉翁庆章,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这次非上去不可!

当时正值中尼边界谈判,对于珠峰的归属,双方一直存在争议。据说在谈判中,尼泊尔方面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这则传言当时对中国登山队员们起到非常大的激励作用,从北坡登上珠峰陡然间成了一项崇高的国家使命!

事实上,就在中国登山队组建珠峰大本营的1960年3月间,尼泊尔总理柯伊拉腊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三次谈判中,尼泊尔方面提出了珠峰南北坡分属两国的意向。周总理则在谈判中明确表示:

珠穆朗玛峰,它在我们境内是有根据的,说这个峰属于尼泊尔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个峰在全世界是有名的,它不仅涉及中国的民族感情,我们也应该照顾到尼泊尔的民族感情。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柯伊拉腊时表示:

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我们要得到你们的友谊,你们也要得到我们的友谊,这是问题的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新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表示,有力地反驳了当时印度宣扬的“中国对尼泊尔有领土要求”的谣言。中尼边界协定根据上述原则,于1960年3月21日(中国登山队即将开始珠峰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的时间之前)在北京签订。

1960年4月26日(中国登山队正在对珠峰进行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尼泊尔,继续就边界问题进行商谈。这一次中尼双方讨论的重点,集中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30日,柯伊拉腊就珠峰划界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

在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时,分歧已经缩小到最小的程度……根据尼泊尔交给中国的地图,珠穆朗玛峰的南部属于尼泊尔,北部的大部分实际上是在中国的位置内,这个山峰北坡直到绒布寺所在的1.7万英尺处是处在中国的实际行政控制下,而且尼泊尔从来没有对绒布寺提出要求……尼泊尔同意这一事实,中国管辖着北坡,分歧只不过是这个山峰的几码地方……研究它的地理位置是需要时间的。

根据中尼边界协定,1960年8月11日,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翌年9月28日,新亲政的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继续就珠峰划界问题同其交换意见看法,最终达成“边界通过顶峰”、“峰北属于中国,峰南属于尼泊尔”的协定。

1961年10月5日,刘少奇和马亨德拉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上正式签字,该条约即时生效。

1960年初,中国登山队派出以罗志升为团长、张俊岩为副团长的先遣组赴藏,在驻藏部队和日喀则农牧民中分别选拔50多名战士和100余名民工,组成运输队,开始前期训练,为运送高山物资做准备。3月初,运输队到达珠穆朗玛峰脚下,建起大本营,并开始向山上运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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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珠峰北坡大本营。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成立,总指挥为国家体委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队长兼党委书记为史占春,副队长为许竞,副书记为王凤桐。全队共有队员 214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机关干部以及科技工作者,藏族队员占三分之一,全队平均年龄为24岁。队中还包括中国科学院、地质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等单位组成的科学考察团。队员214人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工人、农民、解放军、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和科研人员,平均年龄24岁。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全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其中的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工作人员,已经在珠峰脚下的绒布寺坚持工作一年多了。一些文章中提到,登山队中还有11名女队员,但笔者没有查找到这次攀登珠峰中有女队员参与的资料。

与此同时,攀登珠峰的指挥机构也建立起来,贺龙在北京任登山总指挥,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在拉萨任副总指挥,贺龙特别调派已任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韩复东(这时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和体育局已经撤销,归并总参军训部),前往绒布寺大本营,任登山前线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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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队在向珠峰行进途中,所乘坐的是当时最新的国产解放牌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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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登山队乘汽车到达拉萨,受到拉萨藏族民众的热烈欢迎。

1960年3月19日,史占春率领中国登山队抵达珠峰大本营,西藏军区特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排,作为登山队的警卫部队。从日喀则到珠峰山下,两年前的侦察组20余人艰难跋涉了15天,这一次,沿着新修的公路,人数多了十倍的登山队,乘车只用十天。

58年中苏两国登山队计划,从北坡联合攀登珠峰。珠峰北坡的登山路线,自1921年英国登山家马洛里开辟以来,从未有人登上顶峰,最高只到达8600多米的第二台阶处。马洛里本人,也于1924年在这条路线上遇难。因此,这条攀登珠峰的路线,当时被西方登山界称为不可逾越的死亡地段(主要指海拔8650米的第二台阶一带)。

对于珠峰北坡的气象资料和地形资料,尽管当时发扬社会大协作的优势,调动有关院校地质地理专业和气象专业的专家教授们,在短时间内翻译了尽可能多的国外资料,但当时即便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对珠峰北坡的考察和记录都还处于初步阶段,现有资料对登山队能提供的帮助很有限。

在气象方面,当时只知道4、5月间是攀登珠峰的窗口期,进入6月季风一来,珠峰地区多云多雪,就无法登山了。多年之后,登山界才知道8月左右,珠峰还有一个很短的攀登窗口期。但因为这个窗口时间太短,到今天也很少有人去利用这个个小窗口登顶,攀登基本都是集中在4、5月这个窗口期。

在地形方面,北坡的攀登路线,直到今天都还基本是遵循马洛里开辟的那条路线。在1960年时,这条路线的资料,只有此前英国人7次探险攀登失败的记录,其中只有一次到达8600米的第二台阶下(马洛里和欧文在此失踪),还没有详细文字记录。对于第二台阶的具体情况和更高海拔地段的情况,资料完全是空白,因为从没有人上去过。

登山的路线,虽然各个山峰的地形千差万别,但登山路线的选择,无论是大山小山哪怕是北京的景山和颐和园的万寿山,基本都遵循同一个规律:先从山沟和谷地进入,逐步接近山的主体,走到沟底最接近山体的地方,开始从山坡向上攀登,通常都是走之字形路线上坡,直至攀上山脊,也就是山坳(翻山主要是走这个地方)。从山坳开始,沿山脊上行,向顶峰攀登,直至登顶。可以回想一下,北京景山那五座亭子,都是建在山脊上,大家都是沿着山脊上景山的;去颐和园登万寿山,也都是从谐趣园往上,在山坡上走之字形路线,走到景福阁,就转上了山脊,直至登上万寿山最顶端的智慧海。

从北坡攀登珠峰的路线,也就是上述基本登山路线的放大。首先从绒布寺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出发,沿着东绒布冰川向珠峰山体前进。冰川就是冰峰积雪千百万年来不断的冰崩和雪崩,下泄到山沟谷地形成了冰川。从距离上看,这段冰川(等同于一般的山谷)的行进路线是全程中最长的。途中在海拔5800米的地方,登山队设有一个过渡营地。

走到冰川接近山体的一定位置,就开始向一侧攀登北坳冰壁,这就相当于在一般的山坡上走之字形路线向上攀登。开始攀登北坳冰壁的起始点,就是海拔6400米的前进营地。

从冰壁攀登上了山脊,这个山脊就是珠峰著名的北坳,北坳是珠峰主峰和珠峰北峰之间的一个马鞍形山脊。攀登冰壁上北坳,这是攀登珠峰北坡路线中的三大险关之第一关,首先是在冰川消融的地方,可能会遇到冰塔林区域,人走在其中可能会迷路;攀爬冰壁更为艰难,其中要越过无数的冰裂缝,很多地方要架梯子,爬冰壁要打冰锥挂绳子,这些地方一个操作不当就会产生滑坠。所以登山时,一般都是三人或四人为一个结组,挂结组绳(人与人之间用绳子连起来)。一人过冰裂缝或攀爬冰壁时,另一人或两人要在适当位置拉着结组绳做保护。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在冰川上随时可能会遇到雪崩!一旦大量冰雪裹挟着大小碎石的雪崩瞬间倾泻下来,人绝对跑不过雪崩的下泻速度,侥幸找到个岩石小峭壁去躲躲,能生还就够得上是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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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坳冰壁全貌

北坳顶上,就是突击顶峰的C1突击营地,当时的记录是海拔7007米,后来实测为海拔7050米。到了山脊上,雪崩的危险就小多了。从北坳沿着一条坡度很大的山脊继续上行,攀登到海拔7790米的高度,就到了珠峰主峰的西北山脊上,这里就是C2突击营地。

在C1突击和C2突击营地之间,海拔7500米的地方,被称为大风口,这里是攀登珠峰的第二道险关。由于地形造成的狭管效应,这里的风特别大,经常能达到9级甚至10级,能把站立的人吹走。一旦遇上大风,登山者就只能趴在地上,不能进也不能退,被迫等着风力减弱才行。想想看吧,在海拔7500多米的地方,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中趴在冰雪里,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会有多大的危险?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队员们绝大多数的冻伤都是在这里趴在冰雪上等待时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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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口全貌,上方可看出积雪因狂风造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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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口的狂风

过了大风口,就上到海拔7790米左右的C2突击营地。从这里到8300米的C3突击营地之间是一段比较狭窄的山脊,如果保护不当,这里也有滑坠的危险。C3突击营地海拔8300米左右,位置在珠峰北坡的第一台阶下面。C2突击营地和C3突击营地,都建在斜坡上面,尤其是C3突击营地,有30度到45度的倾斜。因为在那个海拔高度上,平整地面要耗费极大的体力,所以营地只能建在斜坡上。

从C3突击营地出发到珠峰的顶峰,要经过三个台阶和一段峭壁狭路。因海拔太高,要在一天之内完成上下,否则天黑时没能回到C3突击营地,那就万分危险了。现在攀登珠峰,由于对道路的熟悉程度和攀登技术的提高,登顶所需的时间大为缩短,通常都是从C3突击营地直接出发突击顶峰。但在当年,海拔8500米以上是什么地形完全无人知晓,所以中国登山队当年在第一台阶海拔8500米处,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C4突击营地。

珠峰北坡海拔8300米以上的三个台阶,就是三个峭壁。都是平均坡度在50度到70度左右的峭壁,需要做攀岩才能上去,在海拔8300米以上做攀岩,难度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第一台阶和第三台阶,高度都在三四米左右,两人以上结组做好保护,对专业登山运动员来说,通过并不困难。但第二台阶就不同了,这里是攀登珠峰的第三道险关,被早期西方登山者称为不可逾越的死亡地段。

第一台阶位于海拔8500米左右,是一个3米左右的岩台,通过的难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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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阶全貌

第二台阶位于海拔8650——8700米,由三段峭壁组成,基本接近90度,总体高差接近20米,下面两个小峭壁大约各有5米多高,最上边最大的峭壁有8米多高。更困难的是,这个8米多高的峭壁几乎没有大的凸起,没有任何着手点。峭壁上的几道裂缝,相互间的距离都在1.5米以上,无法进行攀登。后来著名的中国梯,就是架在这个峭壁上。到目前为止,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人,都必须要利用中国梯,否则几乎无可能越过第二台阶。(只有为了验证马洛里能否翻越第二台阶,21世纪才有人做过一次尝试,虽然成功但偶然性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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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台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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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台阶中间的大石头,登山队员要沿着那条裂缝才能攀上第二台阶的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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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架在第二台阶中间的小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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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第二台阶顶部的中国梯。

第三台阶位于海拔8720米左右,和第一台阶一样,比较容易上去。上了第三台阶,还有一段坡度不大但极为狭窄的横切地段,在峭壁上有一条只能容一人通过的暴露狭路,上面是峭壁脚下是悬崖。这段被称为“8800米横切”的路比较长,第三台阶在峰顶的东侧,要从这段横切绕到峰顶的西侧,才能最后登上峰顶。由于前面有第二台阶那样的险关,所以一般登山者走到这一段时,在心理上都不感到这里有多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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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台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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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台阶到峰顶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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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8800米的横切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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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走廊、三个台阶、横切地段和顶峰的全貌

气象的困难,地形的困难,时间的困难……中国登山队还要面对自身的困难——他们太年轻了!

中国登山运动是从1955年才开始,到1960年攀登珠峰时,资格最老的运动员,如史占春、许竞等人,接触登山运动也才不过区区五年。多数主力队员们,大多是58年左右才开始接触登山运动的,无论是训练时间还是实际攀登经验的积累,都还很有限。

登山不同于其他运动。其他运动项目,运动员出成绩的黄金年龄,一般是在三十岁以下,而对登山运动员来说,三十岁才是黄金年龄的开始。三十岁以下的年龄,固然体力会较好,但经验和意志力就差多了,而经验和意志力对登山运动员来说,比体力更为重要。

当时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三十岁以下的队员占绝大多数,而且没有一个人是从青少年时期就接受登山训练的,更由于当时全国解放才不过十年,甚至有不少队员(特别是藏族队员)的童年时期,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如果按国外登山运动员的体质标准,他们多数人肯定是不达标的。

屈银华曾在苏联参加过冰雪技术、冰上行走和山上保护的训练。他说,苏联的训练非常严格。他回忆说:“一个动作做不到位,必须反复练习,要几小时、几小时的练,因为只有变成本能反应,才能在危险时保护自己。在野外,登山者想要走,首先要想到保护,只会走,不会保护,不算一个好的登山队员。”

为了克服年轻、缺乏经验、训练不够、体力不足等等自身的劣势,中国登山队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优势——国家和集体的力量。

当时汽车已经可以开到大本营。西藏当地的牦牛运输,只能到达海拔5000多米的高度,当时的藏族民工想方设法打破常规,将牦牛运输提高到海拔6400米,把物资直接送到北坳冰壁下的前进营地。

为了保证登山队的饮食,国家派了飞机从成都将新鲜食物——包括黄瓜、西红柿、芹菜、广柑——运到拉萨,汽车再从拉萨运到珠峰大本营,就是到了海拔8000多米,还能保证运动员吃上脱水蔬菜、压缩饼干,以及各种罐头和烙饼主食。

队医翁庆章回忆,当时随队的医疗队共有8名医护人员,医疗队甚至把医务站设到了海拔6400米的前进营地。“简直可以称一座小型野战医院了,一般的登山队医生只有一到两名。我们连小型的手术都能做。我们有手提的X光机,还有研究用的血氧饱和仪,这些都是从瑞士进口的。”

为了攀登珠峰,国家出资从瑞士、法国等国家购买了大量装备,包括氧气瓶、登山服、登山鞋、报话机以及医用设备等等。当时登山队使用的报话机,是西欧军队淘汰下来的,重约8、9公斤,中国大使馆反复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才最终买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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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珠峰大本营的炊事员在做饭。

但是,当时中国的条件,物资保障终归是有限的,中国登山队面对的毕竟是天地之威,要挑战的是人类还没有探索过的未知领域。因此,发扬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最大限度地利用团队协作的优势,才有可能最终战胜一切未知的困难。

现在有些不了解历史的人,不止是出于何种心态,指责中国登山队当年攀登珠峰,只不过是借助“举国体制”,失去了登山运动的“真谛”。这些无知的人,对登山运动的发展和演变,可说是一无所知!

现代登山方式主要是两种,早期的主要是“阿尔卑斯方式”,即登山者自身携带物资装备,中途不靠外界的补给,不需要反复地上升下降来适应高度与补给物资,连续行进直至登顶然后下撤,若是不能登顶就中途折返;而攀登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则大多采用“喜马拉雅方式”,即发挥团队协作的作用,反复使用大量的人员进行攀登沿途的营地建设和物资运输,保证主力队员逐步适应和逐步推进,直至登顶。

在五十年代,世界上还基本没有现在流行的个人商业登山模式,大型喜马拉雅式的登山活动,基本都是以国家或者团体名义的登山队或探险队方式进行的。尼泊尔50年代初刚开放珠峰南坡登山,就是要求攀登者以国家队的名义申请方可,当时若干西欧国家就竞相以各自的国家队名义提出申请,一番竞争之下,最先获得从尼泊尔境内攀登珠峰的是瑞士队;1953年第一次从珠峰南坡登顶的新西兰人希拉里,其实是当时英国登山队的成员(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这支登山队由十名队员组成,队长名叫汉特。

中国登山队进驻珠峰大本营后,先要进行适应性行军。在这个过程中,队员们一方面要逐步适应高海拔环境,同时还要逐步完成攀登沿途的修路和物资运输。海拔6400米以上的地方,运输就得完全依赖人力。当时登山队的大部分队员,主要是担负物资运输的。现在尼泊尔那边的商业登山,这些活儿都是雇用当地的夏尔巴人来干。可60年代的中国登山队,这些运输和修路的活儿,全得是登山队的队员自己干。当时的运输队长张俊岩回忆说:“当时运输队的队员每人要负重40~50公斤。运动员自己背着个人用品、宿营工具和食品,其余都是运输队来背的,氧气瓶、梯子、食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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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送物资的运输队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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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海拔缺氧的情况下,负重行进的困难,是平原上的人们无法想象的。

由于海拔太高,登山队大部分队员在运输、修路和适应性行军过程中就已经耗尽了体力。而这些耗尽体力的登山队员,在低海拔地区,都是普通人眼中非常强壮的超人呢!可到了5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几次运输或者行军下来,就要垮掉不少人,一百多人的登山队,最后能进入突击顶峰队伍的,往往只有十来个人,可想而知高海拔运动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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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登山队当年在珠峰大本营出早操。

3月24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若干高山营地,同时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

在此之前,登山队先遣队员们,已经先期建立了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和北坳脚下海拔6400米的前进营地

3月25日,中国登山队征服珠峰的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开始了。如同气象组的预报一样,当天珠峰迎来了第一个适合攀登的好天气。中午12点,珠峰大本营升起了五星红旗,全体登山队员们开始向珠穆朗玛峰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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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登山队在珠峰大本营举行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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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队员在整理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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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队伍从大本营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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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队员在东绒布冰川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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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5900米处的冰塔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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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登山队在通过珠峰海拔6200米的冰塔林区域。

27日下午,队员们到达海拔6400米的前进营地附近,在此他们发现了一具英国登山家的遗体。队员们用冰镐刨开冰雪,挖了一个坟墓,将其早已干枯的遗体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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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海拔6400米前进营地。

27日傍晚,参加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的登山队员们,安全抵达海拔6400米前进营地,这里不仅储备了不少高山物资,还设有电台、气象服务台和医务站,是沟通突击队伍和大本营的中转站。在6400米营地休息一夜,登山队大部分队员开始返回大本营,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小组,继续向上攀登,他们的任务是提前打通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北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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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登山运动员刘连满在做攀登训练。

1960年3月28日,副队长许竞和彭淑力、刘大义、刘连满、王振华、王凤祥等六名优秀队员组成的侦察小组,到达北坳下,率先开始攀登北坳的冰坡。在这条人迹罕至、凶险莫测的征程上,队员们彼此间用绳子结组,手持冰镐,脚蹬锐利的钢质冰爪,一个接一个地在茫茫冰雪岩壁上缓慢攀爬。前进的每一步都暗藏着无法预料的危险:脚下是深不可测的冰崖和浮雪掩盖的的冰缝,高空强旋暴风不时扬起冻雪,悬浮在崖顶上的积雪随时会从天而降砸伤队员。侦察组的任务,是为后继的登山队选择一条可行的路径,探测开辟出登顶的道路来。侦察组在呼啸的冷风中贴紧岩壁小心翼翼地观察地势,规避冰裂缝和危险地带,用手中的冰镐,一镐一镐地在陡滑的坡面上刨出一道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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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登山队在攀登北坳冰壁。

突然间,天气恶劣起来。天空中乌云翻滚呼啸着纷乱的雪花, 每秒30米的高空暴风旋带着冰雪击打着前进的队员,凛冽的风夹杂的雪粒砸到面部,脸如刀割,眼睛也雪雹被打得直流泪;极度的寒冷几乎麻木了队员们的身躯,稀薄的空气使得他们头痛气喘,他们一次次走上陡峭险峻的冰壁,一次次跌倒。但是,他们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不屈不挠、彼此帮助,一点一点地在冰坡上挪移着。负责开路的刘连满,采用“三拍法”(也叫“三点固定”攀登法)的攀登技术,每次只能向上挪动30厘米。他每爬7米左右就用冰镐刨出一个台阶,然后用随身带的铁锤将冰锥深深楔入冰层中,再将铁锁卡在冰锥上,最后将保护自己的主绳套进铁锁上。恶劣的天气、严重高山缺氧,刘连满的“作业”极大地消耗着体力,他每向上一步,都要伏在冰镐上大口喘息一会儿,吐出的白气就瞬间凝结为冰霜。当他爬完20米的冰坡,打下最后一根冰锥并固定住主绳,几乎就要累得瘫痪在冰面上了。下面的队员抓住固定的绳子爬上冰坡后,分别由王振华、许竞、王凤祥轮番开道,经过7、8个小时的奋战,6名队员好不容易才攀升到海拔6860米的地方。在这里,他们遇到一道近乎垂直、高达20多米的冰崖。据1958年侦察组探路得知,攀上这道冰崖唯一的通路,是冰崖上一条纵向的冰裂缝。许竞一行很快找到了那条深陷而狭窄的冰裂缝,裂缝宽约1米,坡度在70度以上,但比起近乎垂直的冰崖,还是容易攀登的。他们开玩笑地把这条路命名为“冰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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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胡同实景。

在短暂的休息之后,侦查员们开始向“冰胡同”顶端冲击。许竞、刘大义在前面开道,王凤祥随后掩护。光滑的“冰胡同”没有支撑点,几个人就背靠“冰胡同”的一边,双脚蹬在另一边,依靠全身的力量,一寸一寸向上移动。老队员刘大义这天刚好感冒,体力比较虚弱,在攀登这个“冰胡同”时连续三次从中途跌落下来,跌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疼痛。但他毫不气馁,继续进行第四次攀登,终于攀到“冰胡同”的上端。在他的协助下,其他几名队员也通过了“冰胡同”。天快黑时,侦察小组终于攀上了北坳冰壁。

登山队员已经十多个小时没吃饭、没喝水, 他们的体力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在天黑时分才达到北坳顶部,完成了侦察开路的任务。几天后,许竞又率领一支小队对这条新开辟出来直通北坳的小径进行了整修。在坡度陡峭的地方刨出层层平整的台阶,拉起牢靠的保护绳索,在较宽的冰裂缝上铺就了金属梯的“桥梁”,在几乎垂直的冰雪壁上挂起轻便的金属挂梯。为了保证登山大队顺利通过,侦察组冒着生命的危险与残酷的风雪和险峻的地势抗争,硬生生地在北坳的冰壁上凿出一条攀登的便道,使得原本无法逾越的北坳天堑成为可以攀过的通途。

登山队主力在大本营经过一个阶段的休整适应之后,再次来到前进营地。4月11日,史占春率领77名队员开始第二次适应性行军,攀登北坳。当天,修路组全体队员从前进营地向北坳出发,当晚队伍宿营在“冰胡同”顶部的海拔695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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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队伍接近东绒布冰川。

在登山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恶劣的天气,第二次适应性行军,登山队走到海拔6100米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雪,后面的队伍陆续上来,而前面的队伍已经因为缺氧走不动了,全队的行进极为缓慢。儿此时,暴风雪正威胁着登山队员们的生命,登山运动的残酷,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12日,在58年侦察组没有登上的北坳最后一个冰雪陡坡下,史占春、张俊岩、屈银华、陈荣昌等人对攀登道路进行了整修。经过整修后的道路,节约了大量的行军时间,是第二次行军的最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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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们在海拔7150米的高度行进。

第二天上午11时,北坳上刮起了强烈的大风,全队冒着大风艰难地行进,终于安全通过了这座随时可能发生冰崩、雪崩的冰坡,到达了海拔7300米处。因这时珠峰上起了暴风雪,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到此结束,全体队员再次返回大本营。

参加此次行军的77名运动员中,有40人都到达了7050米的北坳顶端,这在当时已是空前的世界纪录。

但是,在第二次行军中,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因严重高山反应导致脑水肿,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

翁庆章回忆:

兰州大学有一个学水文的学生叫汪矶,在6400米的高度猝死。我们一个叫陈式文的医生给他做了解剖,标本拿回协和医院后,证实是颅内出血,就是因为缺氧导致的。

汪矶是中国登山队第一位牺牲在珠峰上的队员。战友们检查他的遗体时,发现他腰上还缠着一面准备带到珠峰峰顶的五星红旗。

缺氧,是当时中国登山队还无法克服的一个大难题。

运输队长张俊岩回忆:

在海拔7500米以上,运动员才能间断用氧,到海拔8500米突击队冲顶才能持续用氧。到海拔8100米的时候,我把每个氧气瓶的阀门都检查一遍。那时氧气瓶还有几十个,但因为背在身上来回摩擦,有的氧气瓶已经跑了气了。

翁庆章从珠峰回来后,对中外登山队攀登珠峰的用氧量进行过比较:

与1953年英国从南坡登上珠峰相比,我们在海拔8500~8800米时的用氧量仅占其1/3,每小时只有60升的吸入量。英国当时是连续用氧,可我们连续供氧供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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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登上东绒布冰川。

此后,由于天气不利于8000米以上活动,大队在大本营休整了11天。4月15日,登山前线总指挥韩复东在大本营登山队队部听取了登山队的汇报,并向队员们通报情况,据外电报道,在南坡也有几支外国登山队在攀登,所以中国登山队的攀登就带有了明显的竞争意义。韩复东还告诉队员们,贺老总非常关心大家,要登山队不要打盲目仗,也要有敢于冒险的精神。

4月25日,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登山队员开始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军。韩复东代表国家体委,将一面五星红旗授给队长史占春和副队长许竞,并率领大本营的所有人,将登山队送到进入中绒布冰川的“滚石沟口”,祝贺他们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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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适应性性行军出发前,突击队员们在集体宣誓。最左侧的是队长史占春,右侧持国旗者是后来登顶珠峰的王富洲。

第三次适应性行军,55名队员参加分成四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作为支援,负责修整路段、护送病号、运送急需物资等等,任务是在海拔7790米附近和8500米附近建立C2、C3和C4突击营地,第四组的10名队员,任务是突击珠峰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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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队员们在途中休息,右侧第一人是后来登顶的屈银华。

29日下午1时,队伍到达北坳顶部,遇到风雪,气温骤然下降到摄氏零下37度左右。登山队员们顶着寒风在一道倾斜的雪坡上行进。雪深厚而松软,跋涉艰难,走几步,就累得气喘吁吁,一些队员不得不全身匍匐在雪地上爬行,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空气中含氧量更加稀少。人在这里变得异常虚弱,每移动一步,心脏都会剧烈地蹦跳,上气不接下气。在大队通过一段距离不到20米的岩坡时,队员们不得不休息了4次才登了上去。而队伍中的报话机,这时也因严寒出现故障,与大本营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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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绒布冰川上部

当晚登山队在海拔7400米的山脊上宿营,队伍宿营后设法修好了报话机,与大本营取得联系,得到“天气突变,后天转好”的信息。于是,队长史占春决定全队休息一天,5月1日继续前进。

但是,来自北京大学气象专业的队员邵子庆,在此地因严重高山反应不幸牺牲。

张俊岩回忆:

“在北坳时,队员喊我说邵子庆高山反应非常重,后来经过抢救,吸氧气,有所好转,但是最后还是停止呼吸了。尸体没法运下去,我们只能报告大本营。大本营说没有办法,拍个照片,把尸体掩埋吧。后来,我和几个队员把尸体放到冰裂缝里面去了,有个十米八米吧,永远不会腐烂。”

这时,极度疲劳、严重冻伤和高山反应,使得队伍严重减员,能继续攀登的主力队员还有9名,运输队员还有8名。宿营时,发现食品只剩下5公斤炒面、1公斤糖果、1.5公斤饼干、两根腊肠。后方的运输队伍还未能接上来,这些原本是一天的食品,却要维持大家4天的生存。但是,全体人员都没有任何退意。

5月1日果然天气晴朗,登山队从海拔7400米的营地出发,当队伍沿山脊继续向上到达海拔7500米的大风口时,遇到了强烈的大风,队员们只能匍匐在雪地里才能不被风刮走。有人试图搭帐篷避风,刚拉开帐篷四角,连人带帐篷几乎要一起被刮下山去,队员们只得赶紧撒手让帐篷随风飞走。这时虽是晴朗的白昼,可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不少队员们就相继被冻伤,最后是刘连满等人在冰坡上发现了一条冰裂缝可以站人,大家进去躲了几个小时,才熬过了风暴最猛烈的阶段。

全队于下午6时许,到达海拔7600米处。——中国登山史上的新高度。在此地,队员们还发现30多年前英国登山队留下的物资。

5月2日,登山队在海拔7800米处第一次用氧,由于过度劳累,一直开路的刘连满出现了严重的高山反应而昏迷,苏醒后也无法站立。史占春决定,王凤桐、石竞和贡布3人留下,负责看护刘连满并接应张俊岩的运输队。史占春,许竞、拉巴才仁和米马4人继续向海拔8100米进发。

刘连满回忆:

到达8000米时,遇到一个约有100米长的坚硬雪坡,要斜跨过去,每走一步都得用鞋踢上三四次才能踢出放脚的台阶,开路的队员体力消耗特别大,我由于过度疲劳刚跨过这段雪坡就累得昏过去了。

刘连满还特别提到了登山队副政委王凤桐:

副政委看我还没醒过来,就把他的氧气给我用上,一晚上几乎没有睡觉,始终看护着我。

晚上7时许,史占春等4人继续向预定目标前进,开始了对被人称为“死亡地带”的海拔8000米以上高度的征服。深夜11点,历尽万千险阻的史占春等四人才到达了海拔8100米建立营地。扎好帐篷后,拉巴才仁和米马两人又不顾疲劳主动下去接应下面的队友。当他们在海拔7800米处与运送物资上山的运输队以及王凤桐等人会合时,米马已经是筋疲力尽有些昏迷了。王凤桐决定让米马和运输队原地过夜,第二天回撤,他和拉巴才仁、石竞、贡布等人,则连夜赶往海拔8100米的营地

5月3日清晨,石竞、贡布、王凤桐和拉巴才仁先后达到8100米营地,与史占春他们会合。经过讨论,他们决定6个人分为两组侦察突击第二台阶的道路。上午10时,两组队员强忍着饥饿开始向新的高度攀登,史占春、王凤桐、拉巴才仁结组在前,许竞、石竞、贡布结组在后。队员们每人携带一筒氧气,其余的留在帐篷里以备急需,每人带一个睡袋,第二结组还带了一顶帐篷,准备到达8500米时建立突击营地。

很快,6人接近了第一台阶下的“黄色走廊地带”。这里是珠峰北坡黄褐色岩石十分集中的地方,从下面看它像一条黄色的带子,从东至西横在海拔8200米至海拔8400米的地方,山势特别复杂陡峭,外国登山者称之为“黄色走廊地带”。越过黄色走廊,便接近珠穆朗玛峰东北山脊了。

在黄色走廊艰难攀爬的时候,副队长许竞由于多次担任路线侦察任务,极度劳累、体力衰竭,在海拔8300米处倒下了。大家商量后,决定由石竞、贡布护送许竞回海拔8100米营地,然后二人再返回来追赶第一结组。第一结组3人仍然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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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在海拔8100米处休息吸氧。

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下午5时许,第一结组才到达“黄色走廊地带”的最上部,这里已接近海拔8500米的东北山脊的顶部。3人商量后,决定留下身体过度疲劳的拉巴才仁休息,等待石竞和贡布上来一起搭建突击营地;史占春与王凤桐则争取上到第二台阶,侦察突击主峰路线,以便争取天黑时赶回突击营地,第二天一早下山。

当晚,返回追赶第一结组的石竟、贡布,在海拔8500米处与拉巴才仁会合,建立了C4突击营地,并在附近再次发现英国队当年的营址和遗留物资。

而此时,登山队队长史占春、登山度副政委王风桐两人,正不顾疲劳对第二台阶展开侦察。在他们面前,第二台阶已不再是山下看到的形象,而是了一座巨大的山岗。它的正面最为陡峭,面向东北方向,正好处于东北山脊上,是一堵高约七八米的陡崖。上面还矗立着许多牛角般的岩石,从这里攀登肯定极为困难,时时会有坠崖的危险。两人进一步观察,发现第二台阶的左侧面,在偏东的北东方向,有一处灰黑色的峭壁,比正面的陡崖高得多,有30多米,似乎也是无路可行,但经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峭壁上有许多可利用的小地形,这面峭壁坎坷不平,形成了很多小的台阶、裂缝和浅沟。史占春、王凤桐二人就顺着峭壁上的裂缝和浅沟,迂回地向上攀爬。晚上9点多时候,他们攀到了一个峭壁角落,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已无法看清坡壁的情况。但这时他们若摸黑退下第二台阶返回海拔8500米营地,则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于是他们只得掏空了一个峭壁角落里的雪,蜷缩在这个狭小的雪洞里过夜。在海拔8695米的高度,零下30多度的低温中,他们二人在没用氧气、没有食物的情况竟然度过了一夜,这在当时也堪称是一项世界纪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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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峻的第二台阶顶部,这张照片是75年以后拍摄的,第二台阶上已经架设了中国梯。

第二天天亮,史占春和王凤桐钻出雪洞,才吃惊地发现,他们所到达的位置,再有五六米高就是第二台阶的顶端,再有200多米的高度上面,竟然就是珠峰的峰顶!眼看着似乎近在咫尺的峰顶,怎能不让他们激动呢?可是,他们一再提醒自己的职责是为了冲击峰顶的突击队找到一条登山路径。丰富的登山经验和高度的责任感,让激动的二人冷静下来,没有贸然行动。史占春、王风桐不顾饥饿与冻伤,继续仔细观察找寻着适合攀登的路线,直到两人认为已经确认了一条适宜的路线,才忍着伤痛和饥饿下到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和石竞、贡布、拉巴才仁会合。

然而,史占春和王凤桐当时却不知道,他们两人付出百倍艰辛侦察出来的道路,却并不是征服第二台阶的捷径,反而有可能会误导登山者走向另一个错误的方向。

在史占春和王凤桐之前,人类还没有任何关于第二台阶地形的记录,史王二人到达的是人类还没有到过的地方,面对陡峭的第二台阶,在没有任何信息可资参考的情况下,只能向峭壁的两侧绕行侦察攀登路线。第二台阶的左侧是绕不过去的,而右侧的地形则蜿蜒向上,因此攀登者自然会向右侧绕行。但是,右侧的地形却不是通向第二台阶的顶端,反而是通向了一条“死胡同”:诺顿峡谷方向!更有迷惑性的是,在诺顿峡谷边上,居然也能看到珠峰的峰顶,这就更会令攀登者误以为自己找到了攀登第二台阶的线路!实际上,诺顿峡谷(也称诺顿岩沟)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可能开辟出攀登珠峰峰顶的线路。史占春王凤桐的这一错误,在中国登山队1975年第二次从北坡攀登珠峰时,又一次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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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形,图中间位置的那片阴影部分就是诺顿峡谷。

但是,史占春王凤桐的努力,仍然堪称是前无古人的壮举,珠峰北坡海拔8500米以上,当时还没有任何人上去过(当年英国的马洛里和欧文也只是接近了第二台阶),史王二人第一次开创了人类真正到达珠峰第二台阶的路线,为队友们最后征服第二台阶找到最初的途径,更创造了当时在海拔8600米以上无设营装备露天过夜的奇迹,他们仍然不愧为中国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珠峰的开辟者!

全队完成了第三次适应性行军的任务后,于5月5日下撤返回大本营。

虽然第三次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但这次行动也付出了重大代价。中国登山队经验不足的问题,还是造成了不良后果。史占春和王凤桐两名资格最老经验最丰富的队员,虽然将攀登路线开辟到了第二台阶,但终归没有合理掌握好时间和体力的分配,两人都被严重冻伤。再加上汪矶、邵子庆的牺牲,以及前几天在大风中许多队员冻伤或出现严重高山反应,登山队全队大量减员,只剩下19名健康队员。

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翁庆章和医务组同事检查后发现,第三次行军全队55人竟有34人有较重的冻伤,且大部分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包括史占春、王凤桐、陈荣昌、彭淑力等老资格的主力队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

翁庆章回忆:

“这次登珠穆朗玛峰中,冻伤的伤员是最多的。平时各地的冻伤病例,都是零星的一两个,这次登珠峰,前后冻伤的伤员有100多人。”

多年后,翁庆章对产生大批队员冻伤的原因做了分析:

“第一是因为天气恶劣。现在登山,会因为天气的原因而更改行动计划。在当年,表现的是一种敢死队心态,在规定的时间必须上去;第二个原因是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太差。那时因为各方面供应跟不上,运动员的体力不行。因为不适应高山环境,有的运动员意识已经不太清醒了,在这种状况下很有可能丢失装备,导致冻伤。比如崔之久,他的右手就是因为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把手套丢掉了,导致右手5个手指被冻伤截肢。”

“每次登山前,我都要嘱咐大家,如果手套丢了,就把袜子套在手上,因为每个人身上一定有备用的袜子,套上袜子再抓冰镐,冻伤的概率就小很多。我总是跟他们说,丢掉手套就意味着丢掉手指头。”

第三次行军结束后,医务组八个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治疗伤员,竟然还忙不过来,只得向拉萨请求支援。日喀则第八陆军医院紧急派来了一个六人医疗组,才算解了登山队医务组的燃眉之急。

经过一周治疗,一些轻伤队员可以归队了,但更多的队员冻伤比较严重,只能随第八医院医疗组转到日喀则继续治疗。队长史占春也不得不去了日喀则,临走前,他哭着说:

“看来今年上不去了。”

恰在这时,珠峰的天气也开始变化,雾天逐渐增多,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气候适宜攀登的窗口期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登山行动就将被迫中止。严苛的现实,令登山队内部出现了沮丧、焦急的情绪。

前线总指挥韩复东,眼看着大批队员冻伤减员,天气渐变,形势越来越严峻。“当初的200多员健将,只有19人勉强可用了。再说,已经5月了,雨季也即将来临……”韩复东忧心如焚,甚至不得不有了撤兵的考虑。为此,他安排登山队的行政人员,先期从大本营下撤到定日县,同时他又向北京发电汇报登山队的情况,向攀登总指挥贺龙请示下一步行动。

据说,访问缅甸后于4月29日回到昆明的周恩来总理,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得知登山队三次行军后损失惨重,周总理指示:“要重新组织力量攀登顶峰。”贺龙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立即向登山队下达了新的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登山副总指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接到贺龙的命令后,立即从拉萨赶到大本营,慰问队员后,谭冠三向韩复东通报了印度陆军登山队也在南坡攀登珠峰的情况。谭冠三告诉韩复东:“听说印度人在南坡也登到了8000多米,如果让他们登了顶,咱们却半途而废,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谭冠三和韩复东两人经过仔细商谈分析情况后,一同下了最后的决心:

……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登上去。我们毕竟还有19个人可用嘛。

随后韩复东就向全体队员宣布了登山队最后的决定:以现有的19名健康队员加上轻伤归队的队员,重新进行选拔和编组,再次尽全力突击顶峰!

王富洲回忆:

前方总指挥韩复东二话没说,就去挑体质好的队员,我们20多个人又被重新组织起来。

王富洲回忆,当时没选中的队员,都不愿意下撤,很多人痛哭流涕:

中央花了那么多钱,我完不成任务就让我下来,心里理解不了。

对此,王富洲感慨地说:

1988年的时候,中日尼三国联合登山,在海拔7000多米的地方,一个登山队员因头痛而下山,这在6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5月13日,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原本具备登顶实力和技术的主力队员、骨干运输队员不少都冻伤了,只能重新选拔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登山队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在前几次行动中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经验丰富的教练兼队员刘连满和“轻伤不下火线”的藏族队员贡布,屈银华等10人则承担最后的关键运输任务——将物资运到海拔8500米高度。

任务确定后,所有的队员都积极投入各项工作,每个人都准备着这最后一搏。队员贡布,第三次行军时脚踝崴伤,他的父亲这时从家乡赶到大本营探望儿子,并带来了一块自己制作的干羊肉。老人家听说贡布将参加突击队冲击顶峰,非常兴奋,勉励儿子一定要上去!那块饱含着亲人期望的干羊肉,最后由贡布带到了海拔8500米的营地,为突击顶峰的队员们提供了最后的营养补充。

王富洲回忆:

第四次行军之前的几次全部失败,准备明年再登。韩复东都已经撤到定日、往拉萨返了。第三次行军下来的时候贡布的脚崴了,韩复东问他能不能上,他表示坚决上。他父亲从家乡带了干羊肉去看他,也鼓励贡布上去。贡布是一瘸一瘸上去的,那时候都是玩命。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在大本营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之后,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运输队员们随后跟进。翁庆章至今记得,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向他告别,只说了一句话:

“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登山队的英雄们,抱着必胜的信念,开始了突击顶峰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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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东绒布冰川,接近北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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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队接近第一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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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队员们攀上第一台阶!

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5月23日下午2点,突击组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C4突击营地。

贡布回忆:

“到8100米营地时,队伍只剩下28人。到了海拔8500米,只剩下14人。这时候氧气不够了,最后确定了5人留在那个高度,我、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和许竞。那天是1960年5月23日,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十六七点,本来是计划那天登顶的,但时间有点晚了,我们就在营地住下,氧气也省着用,晚上谁睡不着谁吸几口氧气。”

随后,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海拔8100米营地休息。

因为此前的行军中,搭建的营地里有很多物资,所以他们没有带太多东西,谁知上去后发现帐篷都被大风刮倒,许多工具和物资丢失。幸亏屈银华随身带有装香烟的茶叶盒,才化了雪水并煮了点东北人参和干羊肉吃。

屈银华回忆:

煮饭的锅也没有,也没有吃的,只有我带的半斤方块糖,西藏老吃的那种,喝红茶放的,还有二两人参,我用茶叶盒煮了,给他们四个登顶的喝。他们喝完以后还有点根儿,我就喝了。贡布有一块羊肉,他父亲来的时候带给他的,我也没吃,因为没有想到要登顶。

但是,因为无线报话机在途中意外摔坏,突击组与大本营失去了直接联系。

当晚,突击组看到了海拔6400米营地打出的信号弹,信号弹向突击组显示了最新的气象预报:“24日为好天气。”

按原计划,在从8500米突击营地出发时应该有10筒容积4 升、压力是170个——180 个压力的氧气筒,但因为运输当中发生问题,结果最后检查时发现有两筒已经空了。他们估计,不是运输队员在路上不小心碰开了阀门开关,就是疏忽中把空氧气筒背上来了。屈银华的原定任务是拍摄从突击营地到第二台阶的电影,由于氧气不够,临时决定他的任务交由王富洲完成,屈银华也不再随突击小组行动。他们轮流吸用几筒白天用过、尚剩余一些压力的氧气筒,度过了这一夜。

王富洲回忆:

当时8500的氧气食品等物资都有误,不然我们氧气不会这么缺。第三次行军失败下来以后说8500还有十来瓶氧气,我们是按这个物资情况准备的人,决定留5个人,结果到了8500以后发现很多氧气都没了,那时的氧气按正常算应该是180个大气压,实际打开一看,有的空了,有的连一半都不到,有的100多一点,几乎没有满的。

1960年5月24日早晨,中国登山队突击珠峰峰顶的最后行动开始!

贡布回忆:

我们上午9点出发。那天屈银华烧水比较多,我们吃了炒面,我还带了干羊肉。就因为吃得好,晚上休息得也好,才有了登顶的保障。

不料,24日上午,突击队员们刚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突击组长许竞就突然倒下了!从登山队进山至今,他一直负责开路,体力消耗实在太大了。无奈,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刘连满回忆:

我们出发没走几米遇上了个雪坡,队长许竞上了几次都没上去,好在那里还不是很陡,要是陡可能就滚下山去了。看他体力实在支撑不住,就把他留下来了,换上了运输队员屈银华到突击组,我们4人继续向上攀登。

屈银华回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烧水给他们喝,快烧开的时候,刘连满一歪身,把茶叶盒碰翻了,自己的鸭绒袜也打湿了,我把我的鸭绒袜给了刘连满,我穿的毛袜子。他们走后,我去挖了点冰烧水,刚刚放到炉子上做,冰还没有化,他们就在外面叫:‘屈银华屈银华,赶快来换许竞。’我喝了两口冰水就去换了许竞。他当时倒下我还可以换他,再晚了我也换不了他了。他们是24日早上9点出发的,回来叫我换许竞也只是几分钟的事情,我就背他的背包。当时氧气瓶大概5公斤一个,一人两瓶,还有睡袋,其他东西,基本上十一、二公斤。

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四人,他们每人携带2瓶氧气、睡袋、冰爪、岩锥等必备物品,加上电影摄影机、胶片、国旗和毛主席石膏像,刘连满还带了一把铁锤,人均负重14公斤。就这样,突击组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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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队员携带的毛主席石膏像和国旗。

沿着史占春、王凤桐开辟的路线,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攀登,中午12点左右,四名突击队员来到位于海拔8700米高度的第二台阶下方。

屈银华回忆:

大概12点左右,最多1点,就到了第二台阶下面。第二台阶是一个峭壁,我估计二、三十米高,平均坡度大概在80多度。当时我们只有结组用的一根绳子和6、7个冰锥,这种情况下要想爬那个峭壁根本不可能。第三次行军史占春和王凤桐下来跟我们说,第二台阶有三、四米高,很容易,搭个人梯就上去了。他们说把绳子、岩石锥放在第二台阶下面了,可是都没找着。实际上他们两个走到诺顿峡谷里去了,后来75年,王洪宝(注:50年代的中国登山队队员,1979年攀登珠峰时牺牲)在诺顿峡谷那里看到他们那次带上去的岩石锥和绳子。我们坐在那儿观察的时候,看见有一条裂缝,从底部一直上去,能通过一个人,裂缝里面是掉下来的石头,还挺好走的。原来裂缝边上有一块大石头,晃晃悠悠的,我们当时是从石头上翻过去的,77年我和索南罗布到尼泊尔去的时候,他告诉我75年修路搭梯子的时候,把那个石头撬掉了,比原来好走多了。

两个小时以后,突击队员们上到了裂缝尽头的一块大岩石上。在他们的右侧,竖立着一块笔直的4米多高的岩壁。岩壁表面没有支撑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无法借助攀登。岩壁上虽有几条裂缝,也都只有拇指那么宽,它们之间的距离又都在1.5米左右,无法攀登。

这是人类还从来没有征服过的地方,也是中国登山队员们冲击峰顶的唯一路线,除了攀上这段陡壁,别无它途。

担负开路任务的刘连满,率先开始攀登这座峭壁,可是一连三次都滑了下来,他消耗了大量体力,却没能攀上峭壁。接着王富洲和贡布也先做了尝试,也都没能成功。这段高度将近10米、坡度在70-90度之间的峭壁,他们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做了近10次攀登尝试,均告失败。

稍微休息了一会,消防队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方法。于是他径直地走到在岩壁旁把背包放在地上,踩着包升高了50厘米!受此鼓舞,他又蹲在包上,示意大家蹬着他的肩头爬上去(海拔很高,说话比较费力,也困难)。于是,在海拔8600米以上,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中,屈银华毅然脱掉4公斤重、底上带有钉子的登山靴,只穿两三双厚棉袜,扶着岩壁小心地站在刘连满的肩上,王富洲和贡布再从两边扶住刘连满的腿,慢慢艰难地站起来。就这样,合三人之力,屈银华顿时升起了3米多高!紧接着,屈银华就发现岩壁上有一个裂缝,王富洲立刻递上岩石锤和冰锥,(由于史占春王凤桐带的岩石锥留在了诺顿峡谷,只能用冰锥代替)。屈银华把冰锥打进裂缝,创造了第一个支点。他一手抓紧钉牢的冰锥,双脚则由王富洲和贡布用冰镐支撑,另一只手又抓住了上边的一个岩石凹处,向上攀登一步,接着又在凹处上方嵌进了第二支冰锥!这第二个支点诞生后,屈银华终于攀上第二台阶的顶部!随后,他将结组绳放下,其余三人拽着绳子,相互支撑着全都登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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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第一架中国梯时的第二台阶上部。

这时已是下午5点钟。他们从突击营地到达第二台阶顶部竟花了7个小时,其中3个小时便是在这块仅仅4米多高的岩壁上面花掉的。

刘连满回忆:

“我开始向上爬,可是连续爬了三次都没上去,当时把我累得几乎上不来气了,想什么办法上去呢?我想到在消防队经常用搭人梯的办法登建筑物,那就搭人梯试试。于是,我把屈银华叫到跟前,我要他踩在我的肩上向上爬,他说,我脚上的高山鞋上有钉子你受不了,他就决然脱掉高山鞋,仅穿着袜子向上爬,我脚下踩着背包以增加高度,但还是不行。屈银华踩着我的肩在岩石缝中打了个冰锤做踩的脚蹬,还不够高。我又把冰镐插在岩石缝中他才上去了。接着,我又把贡布和王富洲驮上去。” 

贡布回忆:

“刘连满试着爬了几次,全都滑下来了。我和王富洲也试了,也不行。刘连满原来是消防员,他有经验,他想出一个搭人梯的办法。我们先把背包、鞋子、物资全都垫在下面,刘连满踩在上面,屈银华踩在他的肩上,我和王富洲在下面保护,一边拽刘连满,一边推屈银华。屈银华在岩石的裂缝上打了两个岩石锥,挂上铁索和绳子,然后把绳子撂下来,我们再往上推往上扒着,互相这么上。”

王富洲回忆:

其实背包里面是睡袋,也是软的,一踩下去根本没多高。75年潘多她们上去的时候就用屈银华打的那个冰锥来固定梯子。现在每年登山的时候,谁到那儿都会打两锤子加固一下。岩石锥和冰锥都是钢质的,岩石锥是扁的,冰锥是圆的,长的,没有岩石锥用冰锥只能打个尖儿(王富洲用残缺的手指比了几厘米的长度),但也很结实。

屈银华回忆:

我们从裂缝上去以后,最后6米是峭壁。刘连满先从裂缝峭壁左边上去,路线长一点,大概有7、8米,但是岩石比较碎,爬的时候好多石头掉下来,我叫刘教练是不是走这边,他看了看我还是继续爬。爬了不到两米掉下来了,摔得够呛,站不起来了,然后我就爬。我开始爬的时候在下面垫了两个背包,因为现在搭梯子下面的这个地方是空的,踩不上脚。垫了背包还是爬不上去,我就在大概1米7左右的地方打了一个冰锥,又在3米多高的地方打了一个。我打下面的冰锥是站在地上打的,打第二个冰锥的时候花了半个多小时,刘连满把我托起来,贡布把冰镐插在岩缝里面,做了一个支点,我这个脚踩在第一个冰锥上,那个脚踩在冰镐上。打完以后穿上绳子作自我保护,摔倒了也掉不下来。直线上不去,我就从裂缝峭壁右边拐过去再上。第二台阶上面是一个平台,后面一个石柱子,正好拴上绳子做保护。

我上去以后,贡布把刘连满托起来,顺着我的路线上去了。王富洲又把贡布托起来,也顺着这个路线上来的。我脱了鞋子,没办法,我是第一个。刘连满没有脱,他的冰爪还把贡布的脖子剐了一下,不知道其他人脱了没有。我上去以后把鞋子拿上来穿上。王富洲最后一个,怎么弄他也上不去,我还骂了他:“你再不上来我们可走了啊。”我想激他一下,激也没用,后来我就把贡布叫过来,我们两个人把他提溜起来,提到第一个冰锥的地方就行了,他就可以爬上来,他在那儿蘑菇了一个多小时。我爬的这段花了两个多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样子,整个部分花了六、七个小时。因为翻过第二台阶到放刘连满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看表了,晚上7点。

我们从8500出发时每个人两瓶氧气,到第二台阶搭人梯的那个地方,每个人把吸过的还剩一点的那瓶氧气放在那里,一人背一瓶往上走。

从8500米出发,在到达8600米的第二台阶陡壁之下时,每个人的一筒氧气只剩下40个——50个压力。由于背两个筒上攀费力太大而且返回时需吸用,故决定将每人用过的氧气筒放在第二台阶之下,吸另一筒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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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红线,就是屈银华征服第二台阶的线路,这是人类第一次越过这个天险。

登上第二台阶后,天色开始黑下来,寒风凄厉地呼啸着。

他们事先以为天黑以前就能登上顶峰,但依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估计显然错误。

稍事休息之后,四个人继续向上攀登。寒风更加肆无忌惮地凄厉,天色渐暗,地形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一直担任开路任务的刘连满,身体已经极为疲劳,高山反应也越来越严重,这时他步履愈发沉重,身体摇摇欲坠,但是每一次摔倒,他总缓慢地站起来,继续步坚持着步履蹒跚地前行,一连摔倒了很多次,最后,体力衰竭的刘连满,终于在登上海拔8700米的第三台阶之后,再也站不起来了。

19时左右,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这三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经过商议之后,就在这被西方登山界称作“死亡地带”的山坡上,由王富洲主持,举行了吸收贡布参加、扩大的党小组会。

这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党小组会!

会上,王富洲激动地说:

“登上顶峰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没有氧气也要前进!”

屈银华也说:

“如果现在就后退,我这个共产党员有什么脸回去见党呢?”

刘连满也坚决表示:

“不能走,爬也要爬上去!” 

列席参加党小组会的贡布说:

“就是天黑了也要上。剩下一个人,就是死也得死在那上面。”

根据现实的情况,大家认为虽然天气将晚,但考虑到原来的气象预报是25日天气将变坏,大家的体力与每人所余的氧气量都不容许再拖太长时间,而且全组也没携带扎营装备,又考虑到顶峰的风力一般在夜间比较白天要小一些,而当天又是晴空,星光映着雪光,还是隐约地可以寻找一下攀登路线。于是大家一致决定: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夜间继续攀登,对顶峰进行最后的突击!

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们,还从来没有进行过夜间攀登。在海拔8700米以上的地方,在从没有人类涉足的地方,不顾已经攀登了近十个小时的疲劳,没有食物,氧气不足,只凭着对预设路线的主观记忆和有限的登山经验,在黑夜之中去攀登世界之巅,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顽强的意志!

这时,他们携带的氧气剩下不多了。他们在后来的自述中曾写道:“在到达8700米左右(24日19时),每人的氧气又只剩40个一50个压力(合160升一200升)。”

屈银华回忆:

翻过第二台阶,走了没多远有个大石头,石头下面有个雪槽,比较平坦,可以防风,也滚不下去,我们在那儿开了个会。第一个决定是把刘连满留下来:他是教练,当时他走第一个,结组的时候拴在前面他就走在前面了,那个上面是平地,冰雪很硬,也好走。我们在后面看到他,就像小娃娃学走路一样,走走就摔倒,走走就摔倒,根本不行了。第二个就是确定往上登,因为气象报告说25日天气要坏,我们必须抢在25日之前登上珠峰。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晚了,我们要把路线选一下。当时根本没有路线图,从8500往上都不知道,都是我们自己看着情况走。在8700看的路线,上面到雪坡,雪坡上面就直接往北边走,拐到北边来,再上去。

王富洲回忆:

因为爬第二台阶时间太长,上几次摔几次,刘连满真是体力不行了。上了第二台阶,我们都往前行动,他一下子就跪倒了。他怕说他不行,站起来,说自己没什么问题。可走了五六步又摔了。我们都看出毛病来了,他两条腿根本支撑不了了。我们都叫他休息休息,走到一个雪坡上,我们几个开了个会。我首先提出来说连满你要留下。他一听当时就哭了,他说,我能上,我不留。我们就跟他做思想工作,最后还剩100多米,还得有一定的速度,没速度坏天气一来,咱们想下都下不来了。这么一说他就理解了,他说我留下,你们上吧,我们就让他躺在雪坡的洼洼里。

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把刘连满安置在一个既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一块大岩石旁的弧形拗槽中休息,把仅有几块水果糖、一个睡袋和刘连满自己的半瓶氧气给他留下。这时,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这就是生死的诀别!能否再次会合,能否活着下山回去,谁都不抱任何的希望。但是,所有人毫不犹豫地坚持着同一个信念:登上顶峰!

离开刘连满后,贡布在前面开路,屈银华走在第二位,王富洲在最后。在艰难地到达海拔8800米左右高度时,他们携带的氧气已基本用完。

最后的路程,他们3人一点儿体力也没有了,又需要借助星光辨识地形,他们几乎是爬着前进的。快到顶峰时,发现了一个岩石堆,黑暗中他们误认为是一个小山峰。贡布上去了,以为到了顶峰。但等屈银华王富洲都上去后,才看见附近还有一高峰,那才是真正的顶峰,于是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又继续前进了!

屈银华回忆:

“过了8700往上走的时候看不到顶峰,只有转过来翻上去以后才能看到。冰雪坡的距离大概二三百米,大部分时间都在爬它,时间都磨蹭在这里了。那个地方比较陡,非常滑,踩一步滑一步,当时我们那个冰爪不是现在这种冰爪,根本踩不进去。后来我靠在坡上,王富洲踩在我肩膀的背包上,贡布踩在王富洲的背包上。雪坡走完以后还不行,还要往北边走,插到北边再上去,然后就是顶峰了。贡布第一个上去的,王富洲第二个,我第三个,上去以后贡布就说‘再不能走了,再走就下去了’。他汉话不太好,没敢说到顶峰,因为前面有一次我们从北边转上去的时候,贡布就说到顶了,我和王富洲跑到前面一看,不是,是个大石头,前面还有顶峰。

真正的主峰在他们攀上的岩石堆西边, 等他们终于走完了这最后一段路程,时间到1960年5月25日北京时间4时20分。

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终于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

屈银华回忆:

到顶峰,我们看了表,王富洲的表是4点25,我的表是4点20。顶峰是个雪脊,今年我从电视上看到顶峰的雪比我们那个时候多得多。60年那次雪很少,也没有风,有风就完了。他们这次我看起码得5级以上。

王富洲回忆:

峰顶是一个长型的斜坡,宽5米,长20米左右。上去以后我看了一下时间,4点20分。手表是我在大本营的时候,向班禅警卫营的排长藏族人谢虎成借的,是瑞士的瓦时针,夜光的,那时候没有几个人有手表,就算有也是国产的,到了上面就不工作了。

屈银华回忆:

我们当时还带了枪,因为当时印度也在登山,我们也在登,在顶峰遇上了怎么办?那时候跟印度关系非常紧张,1962年中印边境打仗。上去以后打枪是想告诉下面的人我们到顶峰了,其实枪根本没用,贡布打没打响,冻上了打不动。印度队后来到8300就完了,25日下雪了他们不敢上,上去就是找死嘛,只好放弃。

贡布回忆:

“离开刘连满的时候已经19点多钟,我们顺着东边的雪坡往上走。21点多钟,雪坡也上去了,我们靠近了顶峰的岩石,这时候天也黑了。……岩石是黑的,虽然有一些雪,但还是看不清楚,这么着走了两三个小时,眼睛也适应了,这时候已经接近最顶峰的雪坡了。我们就顺着雪坡往西走。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们就一直这么走,估计这时候已经半夜两三点了。王富洲问我,到了没有,我说,到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王富洲拿出一个纸条写上,中国登山队,1960年5月25日,共3人登上了顶峰。我背着毛主席的石膏像和国旗,我把国旗拿出来,展开,晃了晃。由于顶峰是光的,我们就在靠近北面有岩石的地方拿冰镐撬,撬不动就用脚上的冰爪踹,弄出来一个凹处,用石头把石膏像和国旗、字条盖上。”

王富洲回忆:

“我们沿着最后那个雪坡走,上到最后一个弯儿以后,人就开始往下走了。贡布说不能再走了,下边没弯儿了,再往下走就到南坡去了。因为它上面很小,就是一个长条,宽有1米多一点,长有20来米。”

屈银华回忆:

“我们在顶峰逗留了十几分钟,贡布带着毛主席像、国旗,没地方放。像是石膏的,因为列宁峰上有列宁铜像,我们也想做一个,但我们没找到地方做,只好带个石膏的。……贡布把这些东西放在北边的雪坡下,里面还有毛线手套和三个人的名字。贡布还拣了9块石头,回来送了毛主席,现在保存在历史博物馆。……”

登上顶峰,3个人竟然都没有觉得激动。

屈银华回忆:

“好像没多大激动,当时的感觉是,我们完成任务了,我们可以下去了。”

王富洲回忆:

“当时也没想着看看四周什么样,想不了这么多,没有力气想了。心想可完成任务了,第二个念头就想,赶紧安全往下走,刘连满还不知是死是活呢。”

他们详细检查了三个人的氧气筒,发现有两个已一点儿压力都没有了,就丢在了顶峰上,另外一个只剩下6个一7个压力(合24升一28升)。在回到8800米左右(大约是25日6时)时,3个人都感到体力太疲乏,呼吸太困难了,他们就将这筒仅有的一点氧气分着吸完,然后将空筒扔掉了。

屈银华回忆

顶峰上我基本没做什么事情,都是王富洲和贡布两个人在做。我上到珠峰的尖儿上以后就赶快下来了,因为冰雪坡走完以后,翻到这边来走岩石的时候,我脚上的冰爪没有了,没装稳,踢啦踢啦地走丢了,所以在顶峰上我站不住。他们后来也下来了,就在冰雪岩石间捡石头。贡布把主席像拿下来,找个岩石缝,把我们的名字、手套一块放进去。没有放在顶峰上,顶峰上都是雪,是在顶峰坡下面一点,当时想主席像不能放在雪里,石膏像放在雪里就坏了,就拿下来放在岩石缝里。

我们是间断地吸氧,吸两口就完了,跟喝水一样,渴得不行了喝一点。我的氧气登顶前就没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扔掉的。贡布到顶峰上还有点氧气,我们几个都吸了几口,他把氧气瓶放在顶峰上,王富洲说你不能把氧气瓶放在顶峰上。

王富洲回忆:

我想氧气瓶是法国的,留在峰顶不好,就把氧气瓶都推了下去。我写了一个纸条:“王富洲等三人征服珠峰。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当时我是队长,2017免费送白菜彩金上的惯例是不管上去多少人,写队长的名字和人数就可以了。75年潘多她们登顶下来以后告诉我说找到了那座毛主席像。

屈银华回忆:

8700开始这段路走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大家都饿了,体力不够,走不动。下来的时候我都迷糊了,想直接从北边下来,他两个不干,拽着绳子,我怎么走也走不了。他们说“横切过去,切到东边去”,我就往东切到东边山脊上。横切到雪坡上面就看到刘连满,他已经站起来了,向我们挥手,当时天已经亮了,转到东边恐怕得七点来钟了,西藏比北京晚的多啊,珠峰上天一亮太阳马上就出来了。我们下来的时候很快,一看到刘连满很高兴,叽里咕噜就跑下来了。我看到刘连满把一个本子给王富洲看,不知道上面写得什么东西。

那时候我把摄影机拿出来拍片子,在上面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拍了,但是因为天黑没拍。当时没有拍照,我们都是普通运动员,没有资格带照相机。我从翻过第二台阶以后开始背着电影摄影机,原来是王富洲背的,是那种上发条的机子,上发条很累,主要是饿的,没劲儿,其实很简单。

我一共拍了两个镜头,当时对摄影来说,这个高度是世界纪录了。一条是回头拍了我们从珠峰下来的脚印,还有一条从洛子峰一直到章子峰,绕了很大角度,拍了几分钟吧。拍脚印的时候焦距没调好,拍第二条的时候我发现焦距不对,才调好了。

拍完片子以后我抽了一根烟,这在当时也是一个纪录了,没有在这么高的地方抽烟的。我抽烟还是有功的,我不抽烟的话就不带那个茶叶盒,水就喝不上。后来茶叶盒留在8500,我把烟放在口袋里,在8700用火柴点的烟,那时候抽根烟也挺带劲儿的。

贡布回忆:

“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啊,这么多人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我们从山坡上下来,看见刘连满没死,还拿着冰镐向我们示意呢,我们赶紧围上去,在这时候大家都哭了。”

当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向顶峰冲击时,因体力衰竭而留在海拔8750米地方的刘连满,这一夜是怎样度过的呢?

王富洲等三人走后,刘连满发现,自己的腿已经不能动了,极度疲劳下的高山反应,也令他感到自己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这时,他感到真的可能不行了,自己的生命将会留在这世界最高峰上。然而,刘连满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没有忘记正在突击顶峰的战友们。在很可能即将告别生命的时刻,他做了出了一个极为英勇的决定!

刘连满回忆:

“当时我想既然上不了山,又下不了山,还能不能再做点贡献呢?突击登顶时我们每人一瓶氧气,我看了一下我的氧气瓶里的氧气还不少,何不留给他们回来时再用呢,我于是就把氧气瓶的开关关死。我又想他们回来时,我如果坚持不了不在人世了,他们又不知道,我为他们留了氧气那不白费了吗?于是我用铅笔写了一张纸条……”

刘连满写下的字条是:

“富洲同志,这次我不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我看氧气瓶里还有一些氧气,留给你们回来时用吧,也许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你们的战友刘连满

5月24日

在海拔8750米的高度,由于缺氧,人的智力总会大幅降低,即使在佩带氧气瓶的情况下,成年人的智力只相当于10多岁的小孩。就是因为有这种“弱智”现象,许多登山者往往在饥寒交迫、极度疲惫困乏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找一块岩石避避风,想着哪怕休息上几分钟也好。而正是这一下意识的行为,便会令他们在雪山极巅上长眠不醒。

而现在,刘连满体力极度衰竭,在距离珠峰峰顶只有几十米的海拔高度上关闭了氧气瓶,还要在零下四十度左右的低温中,不是挺过几分钟十几分钟,而是要度过露天的一夜!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都是一个无异于自杀的举动!就是刘连满自己,当时也认为,战友们回来时,只会看到自己遗体了。

第二天凌晨,刘连满醒来后,看到雪坡上战友们留下的脚印,惊讶地感觉到自己高山缺氧的症状,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他后来回忆说:

以前参加空军耐氧训练,在万米高空我可以不用氧气瓶待半天以上。也许,正是这超于常人的身体素质救了我。

队友于良璞后来评价刘连满时说:

刘连满的高山适应能力和心理素质太强大了。即使在体力虚弱的情况下,他依然知道怎么分配体力,适应环境,并且时刻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刘连满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我靠在岩石旁,躺在那里,一个晚上由于缺氧总是感觉憋气,喘气特别困难,老天真是照顾我,一夜也没有刮风,天亮了,我想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呢?一直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从山顶下来了,知道他们登上去了,这使我很激动,我试着站起来,还真的能站起来了。

刘连满,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

就在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的同一时间,印度陆军登山队在珠峰南坡海拔8600米处下撤,中国登山队在这场竞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4月25日中午时分,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四人,终于在海拔8750 米处再次会合了。刘连满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让王富洲他们三人赶紧吸他节省下来的那瓶氧气。这时,四个人都哭了,既是是为了最终胜利完成登顶任务而喜悦,也是为大家战胜了死亡而庆幸。

王富洲回忆:

在上面高山缺氧,人很容易产生幻觉,我们几个人我产生的幻觉多,他们都没有什么。一次就在翻“第二台阶”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看到岩壁上有那种佛像,就跟他们说不要碰佛像,注意民族政策。那时候恍惚中我还看到不远处有藏族人居住的房子帐篷,但是没有看到人。一直到下来以后我躺在医院里还在想,还以为我是真地看到了,可是又不合情理,这么高根本没有人住。还有一次就是下撤的时候我坐在岩石上,他们说你怎么还不站起来走,我说我不是在走吗,他们过来扶我,我才意识到自己坐着。

屈银华回忆:

下第二台阶的时候,王富洲脑子里有幻觉,说胡话,他骂我,说屈银华你他妈懂不懂民族政策?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把人家菩萨踩得乱七八糟。他说的是喇嘛庙里的菩萨,他说他看到一个喇嘛庙。我从顶峰上下来的时候都有点儿犯迷糊,想直接下来,一过来看到刘连满就好了。

我们那时候登山最糟糕的就是8500以后,前面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摸一步,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和经验走。现在有夏尔巴人给你修路,我们那时候没有修路的,从8500出去以后,如果能拉上绳子,我们回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

更糟糕的是心理作用,那时候说8000公尺以上是死亡地带。我们受这个影响很大,有种心理畏惧感。当时是国家给的任务,尼泊尔要这个顶峰,苏联人又不来,我们非上去不行,上不去也没法回来。现在去就没这个感觉了。

那时候氧气瓶重,一个5公斤,只能用4个小时,你能背几个上去呀?我们那时候从24日早上9点钟到25日晚上9点钟,36个小时,我们每人两瓶氧,满的时候才可以用8个小时,何况还不满,二十多个小时没有氧气。后来外国人就总结中国人在8000公尺以上那么长时间,没氧也没有死,打破了生物禁区,后来就采取无氧登山。

当他们4个人返回到第二台阶下的岩壁时,天气变了,下起了大雪,能见度很低,行走更加困难。他们又找到上去之前所留下的4个没用完的氧气筒,一下子就吸空了两筒,又背着剩下不多氧气的两筒继续下撤。当晚 9时左右,他们返回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大家才将这次所剩下的几十升氧气最后用完。

这时,王富洲体力衰竭,屈银华严重冻伤,休息了一夜的刘连满,反而成了体力最好的人。大家商议之后,决定由体力较好的贡布和刘连满一起先走,争取在一天之内赶下山去,一方面求援,一方面送胜利消息,“估计大本营快急疯了”。

贡布和刘连满冒着大雪,一直下撤到了海拔8100米营地,在此吃了一点儿东西后,又连夜下撤,终于在26日到了海拔7007米的北坳营地,通过那里的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海拔6400米的前进营地,并从那里传达到了大本营并转达到北京。

体力不支的王富洲和有伤在身的屈银华两人,组成了一个结组,还在艰难地下撤途中。出了海拔8500 米营地后,两人先是迷路,耽误了时间,夜间下行到海拔8100多米时,王富洲突然听到屈银华在前面“哎呀”了一声,他赶紧用冰镐扎脚下的冰雪,但还是扎不住,两人一下子就滚了下去,一闪念间,王富洲想到:“这回活不成了!”。

幸亏一块大石头挂住了绳子,两人才幸免于难。

到了海拔7500米处,屈银华再一次遇到滑坠,就差了一点儿,前面就是无底深涧,两人再次躲过一劫!

途中,王富洲由于饥渴难耐,伸手去抓雪吃,3个手指被严重冻伤,并且因滑坠摔掉了墨镜,导致雪盲:“整个眼睛都红肿了,幸亏是阴天,否则就瞎了。”

看到海拔7007米的北坳营地时,屈银华掏出手枪,想鸣枪联络,结果枪栓没拉开,食指却冻在了枪上,也被严重冻伤……

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王富洲和屈银华两人,终于在27日到达了海拔7007米的北坳营地,与前来接应的队友们会合了!

为了征服第二台阶,屈银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双脚被严重冻伤。

屈银华回忆:

登第二台阶的时候,一脱鞋我就知道脚要冻伤,但是上不去没办法,还是要脱,当时脱鞋的时候我就想不行了,都准备不要了,已经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现在保存得还不错,还可以走路。当时脱了鞋以后非常非常疼,上去的时候为了完成任务,什么都不想,脱了就脱了,坏了就坏了。回到8500以后,王富洲看到我的脚都黑了,我说完了,回不了原单位了,我哭了。下到6000米,脚都肿了,鞋都脱不下来,要把鞋子割开,穿上鸭绒袜子,其他队员背了两天把我们从6000米背回来的。

下山后,屈银华严重冻伤的食指被切除,严重冻伤的双脚切除了前部三分之一。

27日零点三十分,北京方面终于从珠峰海拔6400米前进营地发出的电报中获悉,中国登山队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

2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而这一天,王富洲和屈银华才到达海拔6400米的前进营地。

随着《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的喜讯传遍了全国。不久,拉萨、北京等地纷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5月30日北京时间13时30分,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第四次行军、突击顶峰的队员们,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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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顶峰的队员安全回到大本营,受到全队的热烈欢迎。被队员们抬着的是王富洲和屈银华。前面穿军装的是登山前线总指挥韩复东。

登山队返回北京后,有关单位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李富春、谭震林等国家领导人参加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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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三位勇士,右起: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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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队队员们在庆祝大会上。左起:刘连满、许竞、贡布、史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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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郭沫若、贺龙、谭震林等国家领导人,向登山队员们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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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奖仪式上的合影,中排左起:许竞、郭沫若、董必武、史占春、贡布、贺龙、刘连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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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奖仪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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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接见史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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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接见贡布。

在这次史无前例,从北坡登上珠峰的行动中,除了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成功登顶外,刘连满登达海拔8750米高度;拉巴才仁、多加、索南多吉、群培见赞、小米玛、云登、米玛扎西、却加、次仁登达海拔8500米高度;张俊岩、成天亮、张小录、马保仑、多吉甫、谢伍成、塔木觉、扎西、大米玛登达海拔8100米高度;嘎久群培、洛桑德庆、边巴次仁、罗朗、达娃次仁、多吉、小扎西登达海拔7790米高度。他们全都打破了之前的全国登山纪录,并创造了当时登上海拔7700米以上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中国登山队建队不到五年,便首次从北坡登上世界之巅,距今已经过去了59年。今天的人们,还能从他们的壮举中,领略到那个激情澎湃、勇攀高峰的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人民具有何等昂扬奋进的崇高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坚定意志么?

中国登山队的英雄们,用生命创造了人间奇迹,在中国登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纪录,也为新中国谱写了一曲无比威武的的英雄壮歌!你们的英名和业绩,将与珠穆朗玛峰一同永存世间,光昭日月!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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